他向前迈了一步，手指指着费兰：“我在参议院坐了二十三年！二十三年！我见过四位总统，我经历过战争、大萧条————我为这个国家做过的贡献，比你和你的叔叔都多！”
“你—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辞职！？”
费兰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哈蒙德参议员，你辞职，是因为你违反了禁酒令、是因为你在公开支持禁酒令、是因为你是一个伪君子。”
哈蒙德的脸从通红变成了铁青，他的手垂了下来，他的肩膀垮了下来，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树。
“这不是我或者总统先生的要求，这是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辞职，体面地离开，保留你二十三年的声誉。”
“你也可以选择不辞职，然后看着你的丑闻登上明天所有报纸的头版，看着那些禁酒联盟的妇女们把你的名声撕成碎片，看着你的选民背弃你，看着你的同事跟你划清界限，看着你的家人被你的丑闻拖入泥潭。”
费兰的声音变得更加平静，更加从容，哈蒙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客厅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窗外，华盛顿的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很低，压在城市的上空，像一块巨大的灰色幕布。
在这块幕布下，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一个在参议院坐了二十三年的老人，正在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逼到了墙角。
哈蒙德闭上了眼睛，他的身体已经不那么颤抖了，但呼吸依然急促地起伏。
然后，他转过身，朝门口走去。
他的步伐沉重而缓慢，像是一个被判了刑的人在走向牢房。
那失败者背影显得格外苍老、格外孤独、格外凄凉。
这就是政治，没有纯粹的谁对谁错，只有输或者赢。
哈蒙德已经别无选择了。
对于他这种人来说，权力固然重要，但在声誉和身败名裂之间，他自然会做出选择。
二十三年的参议院生涯，二十三年的声誉，二十三年的积累这些东西，比权力更珍贵。
因为权力失去后还可以重新获得，但声誉一旦毁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很快，一种诡异的气氛逐渐在整个美利坚蔓延开来。
田纳西七州的议员们，早上还在国会山门前里高谈阔论、在记者面前叫嚣着的那群人，突然安静了下来。
他们不再发表声明，不再接受采访。
这种状态持续到了次日。
田纳西七州，还是没有任何一名联邦议员站出来。
那些在第一天跳得最欢、骂得最响、嗓门最大的刺头们，一个个都像被人掐住了脖子，发不出任何声音。
而最让人震惊的，是西奥多·哈蒙德。
这位在昨天对着记者们开了一个多小时炮、把田纳西管理局计划骂得狗血淋头的反田纳西管理局先锋，这位说“只要我还在参议院一天，这项计划就别想通过”的硬汉—也消失了。
他的办公室门关着，电话打不进去，助手们的回答比其他议员更加含糊“参议员先生身体不适”“参议员先生正在休息”“参议员先生暂时不便接受采访”。
但所有人都知道，哈蒙德不是那种会因为“身体不适”就放弃战斗的人。
他在参议院二十三年，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原因缺席过任何一次重要投票。
他生病的时候吃药坚持，疲惫的时候喝咖啡坚持，愤怒的时候深呼吸坚持。
他是一个战士，一个不会轻易退出战场的战士。
除非，他被人从战场上擡走了。
而田纳西七州以外的政客们、商人们、评论员们一那些在远处观战准备冲锋的人一一集体懵逼了。
不对劲。
这太不对劲了。
田纳西管理局这个计划刚被提出的时候，七州的反抗声不是还很大吗？
那些议员们不是一个个都跳出来骂白宫搞“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验”吗？
哈蒙德不是在记者面前把罗斯福骂得狗血淋头吗？
那些站在哈蒙德身后的议员们，不是一个个都义愤填膺、拍着桌子、发誓要阻止这项计划吗？
怎么突然集体哑火了？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