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 战争学院的第一课
德意志帝国的普通民众在1903年后，国家经济全面复苏的乐观情绪中，只关心阳光下的生活与土地，对遥远的非洲基本持有漠不关心的态度。
与此同时，德国社民党成为唯一在帝国议会和报刊上持续的，公开的，强烈谴责这场非正义的殖民战争的党派群体。
在倍倍尔的领导下，社民党议员投票反对追加殖民战争军费，而左翼报纸《前进报》
不断刊登莱茵团传教士，从非洲殖民地寄回的残酷见闻，予以抨击。
倍倍尔在帝国议会中还发表了那句著名论断，“赫雷罗人反抗德国，就如同古代日耳曼人反抗罗马入侵，这是争取自由的斗争！”
社民党领袖将殖民地人民的抵抗，提升到了与德意志自身历史传统对等的道德高度，对保守派构成了极大的意识形态冲击。
不仅如此，倍倍尔对特罗塔战争方式的抨击也极为辛辣，他在议会中斥责道：“这样的战争方式，任何一个屠夫帮工都干得出来，根本不需要是一位中将军官。”
随后的日子里，保守派的媒体在柏林，在德勒斯登，在汉堡等地，猛烈攻击社民党的“不爱国”、“胳膊肘向外拐”，还将社民党领袖倍倍尔讥讽为“赫雷罗式的贝贝尔”
也是在这个时候，瓦尔特忽然想到了100多年后，同样是这个社民党由于中东难民、
能源、失业、治安等问题上的反国民立场，让他们在东部某州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继而被另类选择党成功偷家。
与此同时，瓦尔特曾经的大靠山，埃伯施泰因伯爵不仅明升暗降，还要前往马德里，面临一场政治与外交上的巨大灾难。
基于此，瓦尔特为了给埃伯施泰因伯爵纾困，他随即利用西南非洲的暴行来“促使社民党自曝”，其逻辑链条清晰明了：
首先，赫雷罗战争提供了一个极端的道德上的试金石。如果社民党在如此赤裸裸的种族灭绝面前仍然犹豫，妥协甚至为殖民政策辩护，那么它的“工人阶级政党”身份就将自我瓦解。
其次，那些因经济复苏而日益融入帝国体制的工人选民，他们更关心的是工资、物价和“阳光下的土地”，而不是遥远非洲的土着黑人的命运，就会进一步疏离这个“关心太多”的政党。
最后一点，当生活“正在好起来”的时候，一个不断谈论殖民地人权、战争罪责和国际团结的政党，在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德国选民眼中，属于“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表现”。
基于此，瓦尔特式的策略简单粗暴，就是要利用西南非洲的殖民战争，逼迫社民党在“融入帝国”与“坚守原则”之间，做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
很多时候，政治不讲正义，只说利益。
与后世一样，社民党会被塑造成为一个“不爱国”的政党，导致国内的大部分选民，会主动排斥社民党。
与此同时，很多的，也许超半数的工人选民，也将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选择了沉默，或是直接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