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瓦尔特之所以坚持在火车包厢里与伯爵商议此事，而不是落笔成信，首先是出于谨慎的考虑，其次是他对帝国政治生态权衡后的选择。
1905年的柏林，邮路并不是绝对安全。信件要经过邮政检查，也可能被秘书、仆从、
党僚及信使等截获。一旦落到社会党人手里，哪怕只是片言只语，都会被放大成瓦尔特与右翼勾结，继而操纵殖民议题的证据。
到那时，瓦尔特与社民党之间那层脆弱的默契就会破裂，而他苦心维持的“中间平衡者”形象也将荡然无存。
毫无疑问，火车则不同。车轮声可以掩盖低语，窗外风景不断变换，谈话过程中不留纸质痕迹，参与者也可随时以“旅途偶遇”搪塞。
瓦尔特目前最不需要的，就是与社民党进行正面开战。社民党是帝国议会中最有组织的力量，背后站着大批产业工人。如果爆发了直接冲突，只会让左翼同仇敌忾，也会让中央党、自由派怀疑他在暗中操弄。
所以，瓦尔特更愿意躲在幕后，借西南非洲的暴行、传教士信件和议会质询，让社民党内部在殖民政策上自行分裂。
那是修正派会主张殖民利益，正统派将坚守国际主义，两派相互争斗，选民越会看清这个“关心太多”的政党与普通人的生活距离。
如此，他不必弄脏自己的手，便能严重削弱社民党，拉拢民族主义与保守势力，最终扶持自己在萨克森与德勒斯登的政党势力。
有的时候，瓦尔特会在考虑，要不要将施特雷泽曼的国民自由党，改组成为“另类选择党”。
嗯，没别的意思，就是图个吉利。
十月六日的清晨，整个柏林依然沉浸在初秋的雾气里。
瓦尔特在菩提树下大街的尽头下了马车，步行穿过了最后一段林荫道。
此刻，道路两侧的椴树已经开始落叶，变黄的叶片铺在石板路面上。因为清洁工还没来得及清扫，于是就有几个穿蓝色制服的小学生，在路边把落叶踢成一堆，然后他们就嘻嘻哈哈的，等邮递员的自行车从此经过。
猛地，瓦尔特停下脚步，他擡头望向那栋建筑。
此刻，普鲁士战争学院就像一头盘踞的灰色巨兽，矗立在菩提树下大街与多罗特恩街的夹角处。这座建筑是由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设计，保留了新古典主义的骨架。六根无凹槽的多立克式石柱支撑着三角形山花，在檐口下方镌刻着一行拉丁文铭文：“若要和平，必先备战”。
需要说明的，申克尔设计这座建筑时，整个普鲁士还在拿破仑帝国的铁蹄下呻吟，那时候的普鲁士军校生穿着破旧不堪的蓝色军服，在法军占领军的眼皮底下上课。
等到卫兵详细验过证件，瓦尔特这才得以穿过学院的铁栅栏门。
一擡头，他看到门柱上悬挂着两面旗帜，左侧的是普鲁士黑白旗，右侧是德意志帝国的黑红白三色旗。
只是两面旗在风中朝不同方向飘摆，感觉就像是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