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法医最终给出了结论：死者并非遇害于集会现场，而是在此之前的两个小时。至于隐藏在社民-党或工-会内部的真正凶手是谁，那就不是红堡法医需要寻找的答案了。
从亚历山大广场走回公寓的途中，夜风骤起。瓦尔特再次将右手从口袋里抽出，褪去手套，任由它自然垂在身侧。他闭上眼，静静感受着微凉的风穿过指缝，那细微的触感比上一次又真切了几分。
回到公寓，关上门。灯光之下，瓦尔特低头凝视着自己的右手掌：指尖竟有了少许知觉，甚至能极其缓慢的蠕动。那是他知道，自己的右手正在回来。尽管这种恢复的速度很慢，慢得像深埋在土壤里的橡树种子，但它确确实实正在生长，正在发芽。
自打搬到菩提树下大街的公寓楼后，瓦尔特的早餐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想着自力更生，毕竟房间里的餐具都很齐全。
然而，仅仅试了两天以后，他就彻底放弃了。因为煮得咖啡实在难喝，煎蛋没有一个不是糊的，就连加热面包都能烤焦了。当然，瓦尔特给予自己的心理安慰，是厨房没有抽烟机，严重影响了自己厨艺的发挥。
最终，亚历山大广场侧面，一条巷子里的老贝克咖啡馆，就成了瓦尔特的早餐店。事实上，老贝克的咖啡馆并不制作面包与糕点，但附近的面包房与蛋糕店都会定时派人送货，食物还算新鲜，干净卫生，价格也公道。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瓦尔特与老贝克的关系不错，尤其是瓦尔特曾出手相助，将老贝克的儿子奥托，从政治科的“反省室”里捞了出来。
于是从4月份开始，每天早上的8点，瓦尔特先在红堡法医处的签到簿上写下名字和时间，然后就沿着东侧街道，一路走到老贝克的咖啡馆里吃早餐。
每天瓦尔特推开咖啡馆的大门，守在柜台的老贝克就朝着厨房方向喊上一声：“一杯不要糖的黑咖啡，一根洗好的鲜嫩黄瓜，三个水煮鸡蛋，两片轻黑麦面包。快点，这是科勒博士的早餐。”
瓦尔特靠窗的那个老位置，如今已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专座。老贝克甚至特意在那儿立了块“已订位”的铭牌，仿佛那是属于上尉军医官的专属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