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下来，瓦尔特翻开当天送来的报纸，先看头版，再看社会版，最后扫一眼金融栏的公债行情。这个流程大约需要十五分钟。
等到杯里的咖啡见底之后，他的丰盛早餐也送到了面前，
老贝克多问了一句，“要不要尝一尝放在专属蛋杯里的溏心水煮蛋，维也纳可颂，黑森林风干火腿，或是腌鲱鱼？”
瓦尔特笑了笑，摇头婉拒。老贝克说的都是俾斯麦的最爱，至今都在柏林富人圈里非常流行。不过，我们的科勒医生并不喜欢。
就在瓦尔特的早餐吃到一半之际，店里进来了一名陌生顾客，那人直接来到瓦尔特对面，没有问位置是否空着，没有打招呼，直接拉开椅子就坐了下来。
来人大约四十岁出头，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夹克，额角有一道旧疤，被头发遮住了大半。他搁在桌面上的手背粗糙，指缝里残留着洗不净的油墨痕迹。
瓦尔特抬起头，看了对方一眼，没有理会，继续吃着第二个鸡蛋。他昨天见过此人，社民-党的柏林东区支-部负责人，埃里希·哈特曼。
哈特曼也不着急，静静的坐着那里，直到瓦尔特吃完第三个水煮鸡蛋。
来人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说：“科勒医生，我叫哈特曼，社民-党柏林区部的干事，我们昨天见过面。”
瓦尔特看了他两秒钟，没有否认，问道：“你找我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