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夏天，格莱斯顿的第二届内阁任期结束，非常倒霉的是，阿富汗战争中英军表现非常一般，或者说很糟糕，反英的阿尤布汗一直待在坎大哈。
而随着英军在阿富汗攻击坎大哈的再次失败，以及几个战地记者曝光的英军腐败、指挥僵化问题，再加上为了筹集军费，格莱斯顿和财政大臣不得不提高税率，这一系列问题都导致了自由党在这次大选中没有获得组阁需要的多数。
自由党目前是310席位，保守党276席位，而爱尔兰国民党（主张爱尔兰自治）竟然获得了99个席位。
所以，现在，自由党和保守党谁能拉拢爱尔兰国民党到自己的阵营，谁就能获得大英帝国的执政权。
1886年7月31日，都柏林。
格莱斯顿的儿子赫伯特趁着夜色到的。马车在巷口停下，他步行走完最后一段路，穿过一扇没有上锁的侧门，被一个沉默的仆人引上了二楼。
爱尔兰国民党的领袖帕内尔的书房里，他本人站在书架旁边，看见赫伯特进来，脸上浮起一个温和的笑容，像是在招待一个老朋友。他亲手倒了一杯咖啡递过去。
“感谢您。”赫伯特接过来。
他扫了一眼房间。帕内尔笑吟吟的，穿着一件深色的家居外套，姿态松弛。而坐在角落扶手椅里的另一位爱尔兰国民党的领袖约翰·迪伦则是另一副面孔，双臂交叉在胸前，下颌微微扬起，目光冷淡地打量着这位首相的儿子，像是在打量一个不太受欢迎的客人。
赫伯特没有在意。他在沙发上坐下，喝了一口咖啡。很浓，加了糖，是爱尔兰人的泡法。
“我明白你父亲要什么。”帕内尔等他把杯子放下，指了指会客桌上的一份文件，“而我们要的是这个。”
约翰·迪伦扬了扬下巴，示意他自己拿。
赫伯特站起身，拿起那份文件，翻开第一页。
他的眉头皱了一下。
翻到第二页，皱得更深了。
第三页。第四页。
他把文件放下来，摇了摇头。“这不可能。”
帕内尔没有说话，只是端着自己的咖啡杯，笑意不减。
“帕内尔先生，”赫伯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稳，“爱尔兰议会拥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都柏林设立独立的关税体系，皇家爱尔兰警队的指挥权移交给爱尔兰行政当局。这里的每一条都比我父亲之前跟您商议的要过分的多。我们是真心来合作的，但您这份法案交到下议院，恐怕没有议员会投赞成票”
迪伦从角落里发出了一声短促的笑。
“真心合作。”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嘲弄，“格莱斯顿先生的真心合作，就是派他二十几岁的儿子趁着天黑摸过来，连正式的书面提案都没带一份？”
赫伯特转过头看着他。
“我们连这都嫌不够呢，”迪伦继续说，身体往前倾了倾，“如果是我来写，土地问题那一节至少还要再加三条。你们英国人在爱尔兰的土地上坐收地租三百年了，现在谈合作？”
“约翰。”帕内尔轻轻叫了一声，语气温和，像是在提醒一条过于热切的猎犬。迪伦闭上了嘴，但脸上的冷意没有褪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