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想想看。我们走之前跟阿富汗的统治者阿卜杜·拉赫曼汗打过招呼了，北边那一线的布防他都安排好了。再说了，”他拿起茶杯又抿了一口，“俄国人现在图什么？他们要办工业，要修铁路，这些都要钱。钱从哪来？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就是我们。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犯不着跟我们撕破脸。”
拉姆斯登中将没接话。他看了一眼墙上那座走得不太准的奥地利座钟，快四点了。
也特把茶杯递过来一杯。“喝点东西，别在那儿转了。地砖都要被您踩出坑了。”
拉姆斯登中将勉强笑了一下，伸手接过去。咖啡已经有点凉了，他端着杯子凑到嘴边。
门被撞开了。
没有敲门声，没有通报。木门直接撞在墙上，碰出一声巨响。他的副官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大口喘着气，脸上的血色全没了。手里攥着一张纸，纸都被汗浸得皱了。
“长官。”副官的声音气喘吁吁，“俄国人打了潘杰德。哥萨克骑兵……正在往赫拉特方向推进。”
屋子里安静了大概两秒钟。
然后是瓷器碎裂的声音。咖啡杯从拉姆斯登手里滑出去，砸在地砖上，碎成几片，褐色的水溅到他的靴面上。
“狗娘养的。”
而在千里之外的伦敦，威斯敏斯特宫，下议院。
格莱斯顿已经讲了四十分钟了。
他站在调度箱前，一只手撑着木头台面，另一只手里捏着一张纸。七十五岁的人了，声音还是那么大，中气足得吓人。
“一八六七年的改革法案给了城镇工人投票权。”他的目光扫过对面保守党的前排议席，“但乡村呢？一个伯明翰的铁匠能投票，一个诺福克的佃农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对面前排座位上，保守党的诺斯科特没有抬头。他半靠在椅背上，手指翻弄着一份文件，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等一个他早就知道答案的问题讲完。
“危险的道理。”一个声音从保守党后排冒出来。
格莱斯顿没理他，继续往下说。
“诸位先生，我不是在请求恩惠。我是在提醒你们一件很简单的事实：两百万成年男子在为这个国家纳税、种地、服役，却没有任何途径表达他们的意愿。你们觉得这种局面可以维持多久？”
“再维持个几百年也无妨。”这回是保守党领袖诺斯科特。
他终于开口了，“首相先生，你每次站在这里都像是在预告革命。上一回是爱尔兰，这一回是农民。下一回呢？让马也投票？”
后排有人笑了。
格莱斯顿的脸没有变化。他等笑声散了，声音反而压低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