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柏林。」
他重复了一遍，故意把「柏林」这个词念得又慢又重，好像这两个音节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笑话的全部。
「自从克里米亚以来——二十多年了—一我们的军队没有踏上欧洲大陆一步。二十多年的和平，二十多年的克制，二十多年的审慎外交，现在迪斯雷利伯爵要在一个下午把这些全部推翻，因为——」他摊开双手，「——因为柏林。」
自由党席位上此起彼伏地响起了赞同的呼喊声。「Hear，hear！」「说得好！」有人在后排敲长凳的扶手。
格莱斯顿显然还没说完——他什么时候嫌自己话多过？——但布兰德在上面敲了一下槌子，不是打断，只是示意安静。格莱斯顿趁这个间隙喝了一口水，然后继续。
「我想请首相阁下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的语气忽然变得平静了，甚至称得上温和，但所有在议会里混过几年的人都知道，格莱斯顿最温和的时候往往就是他最危险的时候。「普鲁士是大英帝国的盟友吗？我们和普鲁士之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吗？有任何一纸文件——任何一纸—一要求我们在普鲁士受到攻击时出兵相助吗？」
他望着迪斯雷利，等了两秒钟。
「没有。」
他自己替对方回答了。
「那么我请问首相阁下，您凭什么让英国士兵为一个和我们没有条约义务的国家去流血？您到底是大英帝国的首相，还是普鲁士国王的跑腿？」
「哦——」保守党那边终于爆发出一片抗议的嘘声。有人喊了一句什么，听不太清楚，大概是「无礼」之类的话。格莱斯顿充耳不闻。
「我说完了。」他坐下来，动作干净利落，两手平放在膝盖上，脊背挺得笔直。
短暂的骚动之后，所有人的视线重新汇聚到了政府前排。
迪斯雷利没有马上站起来。
他坐在那里，两只手叠放在调度箱上那叠文件的上面，脸上的表情近乎于无聊。这是他多年来应对格莱斯顿的固定策略一对方越是慷慨激昂，他就越是波澜不惊。格莱斯顿像火，他就做冰；格莱斯顿是雷暴，他就是雷暴过后客厅里那杯纹丝不动的茶。
他慢慢站起来，先押了抻外套的下摆一这个动作不带任何急迫感，甚至有点悠闲一然后掀开面前那叠文件的封面，低头看了一眼，又合上了。
「亲爱的议长先生，」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议事厅里已经安静到可以听见煤气灯嘶嘶的响声，每个人都在竖着耳朵听，「在我回应格莱斯顿先生的关切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他偏过头，看向对面。
「如果格莱斯顿先生确实还没有睡醒的话——我完全理解，年纪大了瞌睡多嘛一我建议他先回家补个觉，等精神好了再回来。我们等得起。」
保守党的长凳上轰地笑了起来。那种笑声带着一股明显的党派性质—一不是因为这个玩笑有多精妙，而是因为己方的领袖扎了对面一刀，必须捧场。前排的诺斯科特爵士笑得前仰后合，差点把搁在膝盖上的帽子掉到地上。
对面的反应则截然相反。格莱斯顿的表情没有变，但他身后有几个年轻议员开始嘀嘀咕咕，显然忍得很辛苦。
「Order！」布兰德敲了一下槌子。又敲了一下。「肃静！双方都请注意议会礼仪。」
笑声逐渐收住了。迪斯雷利点了点头，像是在感谢议长的配合一虽然谁都知道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被提醒什么礼仪。
「亲爱的议长先生，诸位议员。」他重新开始，这次语气沉了下来，闲适劲儿褪去了，露出底下那层钢。「格莱斯顿先生问我，为什么大英帝国要走到今天这一步。这是个好问题。请允许我来回答他——恰恰就是因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