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凑过去，低声说了句什么，阿尔伯特微微摇了摇头。
佩科拉等那阵喧哗渐渐平息，才再次开口：“阿尔伯特先生，您刚才说，股票市场只有赚钱和不赚钱，没有道德。”
“没错，亨利·福特先生有个观点我认为很对，这个世界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优胜劣汰很正常，不能去责怪任何人。”
“那我想问您——”
佩科拉拿起桌上另一份文件，翻开，展示给阿尔伯特：“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当天上午，大通银行的股价从85美元跌到31美元，您知道那天有多少人跳楼吗？”
“这与我无关。”
“我不知道具体数字，但我知道，那天纽约的停尸房，收了十九具尸体，其中有三具，是从同一栋楼上跳下来的。”
他放下文件，看着阿尔伯特：“您那四百万利润里，有没有可能，有他们的一分钱？如果你没赚那400万，他们当中或许有很多人是不是就不用死了？”
阿尔伯特这次没有回答。
佩科拉继续说：“您借了银行的钱，做空自己银行的股票，您赌的是银行会跌，银行跌了，您就赚了，银行跌了，那些把一辈子的积蓄存在大通银行的人，就亏了。”
“您说，这是规则、这是市场、这是现实、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您对着上帝发誓，这真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阿尔伯特脸上那傲慢表情终于消失了。
旁听席上，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所有人都在等他的回答。
阿尔伯特沉默了很久，说道：“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遵守了法律、我遵守了规则、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这是事实。”
旁听席上，再次爆发出咒骂声。
佩科拉也没有再追问，他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
主席台上，斯蒂格尔轻轻敲了敲木槌：“今天到此为止，委员会会继续深入调查，阿尔伯特先生，你需要随时准备迎接传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