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瓦尔特写了神，等他回过神时，发现窗外已经黑了，运河对岸的路灯已经一盏盏亮起来。
进入9月份的时候，那两份东西就在这些白日和夜晚里慢慢变厚，从几页草稿，变成了几十页的手稿。每一页的边角都注满了小字，有些地方贴了需要重新修整的便条。当然，这是给负责誊抄文稿的秘书基希使用的。
原本，瓦尔特没想过将选修的教案写成军事教科书。然而他发现，一旦开始动笔，那些过去几年里经历的谋杀、解剖、刑侦、审讯、间谍、边境，暗杀，还有华沙的路、罗兹的火和维也纳的夜，全都从记忆里浮现了出来。
虽说很多东西不能直接加以描述，但他可以将其全部拆碎了，再换一个皮，变成一种可以被讲授的经验。就这样，两本教案的内容就越写越多。
到最后，那本《军事情报学》已经不像教案，更像一本写给未来的情报参谋军官的操作手册。
至于《军事心理学》更是一门冷科学，依照历史是要在12年之后，其雏形才会出现在美国。不过这没关系，那是现代心理学的发源地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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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5年的时候，瓦尔特站在“新行为主义”学派的立场上，着力描述从神经疲劳、恐惧反应、群体盲动、审讯压力，一直写到人在长期高压之中的精神损耗，以及自我缓解方式。
出于某种缘由，瓦尔特着重描述军人心理选拔与训练，还有作战心理的描述，对于军事环境应激与心理障碍，他只是简单的表述，暂不做深入分析。
其中有几段重要文字，他需要停下来斟酌好几个小时，继而“发明创造”一些这个时代没有的专业词汇。
很多时候，瓦尔特就会无比怀念中文。那是中文在创造新词汇上有着无与伦比的先天优势，核心在于其“乐高式”的模块化重组逻辑。
中文完全可以依托约3千个常用汉字，这一有限的“基础元素”，中文无需像英文和那样，需要不断生造全新单词或借用复杂的拉丁词根，只需将旧字进行两两复合，便能以极低的认知成本衍生出无限的新概念。
这种“望文生义”的高语义透明度，不仅打破了专业壁垒，让大众能轻松理解前沿科技词汇，还赋予了中文极高的信息密度和跨越时空的稳定性……
在书写这两部教材期间，瓦尔特感觉有些时候，他不仅是在传道授业，教书育人，而是在给自己过去两三年的经历，补上一份心理健康档案。
军事情报讲义手稿的开头数章，阐述情报的定义、分类与情报来源。他没有沿用志军方通行的传统表述，而是直接从“不确定性”这一命题切入。在他笔下，战场上最珍贵的事物并非枪炮，并非战马，甚至也不是时间，而是确定性。
很多情况之下，指挥官都要在战场迷雾中，及时准确的下达最后指令。而情报官的使命，就在这个时间里，为长官提供一条可预测的行动方案。
随后，他列举情报信息的来源：使馆随员、行商、流亡者、铁路工人、教会人士、街头小贩……对每一类的信息提供者，他都标注了对应的行为特征。包括什么是他们看的，什么又是他们无法触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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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哪些人是可以花钱去收买，哪些人只能用利益与情感进行交换，哪些人是危险的毒药，一旦用过之后，必须第一时间加以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