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右想之后，瓦尔特不想让俄国的法医同行看出破绽，最理想的办法，是让彼得罗夫的死亡，看起来像他自己那糟糕透顶的身体，所决定的最终命运。
毫无疑问，洋地黄制剂就够用了。
瓦尔特在柏林大学医学院学习过各种药理分析，洋地黄里的强心苷能直接影响心肌的电活动，如果剂量超过极限，会引发恶性心律失常。
更关键的是，酒精会成倍放大药物的毒性。在高度烈酒的刺激下，不堪重负的心脏会像一台被逼到极限的旧机器，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停止摆动。
哪怕是死后的抽血检查，人们只会看到满身酒气，一个长期酗酒、肥胖、肝硬化的税务官，在某个夜里醉后猝死，这太正常不过了。
以华沙当地警署那间连电灯都不稳的停尸房，根本做不了精细的毒理学分析。事实上，即便是瓦尔特身处柏林警局的法医办公室，都很难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分析工作，除非是柏林医学院或是夏洛特医院的病理实验室。
当然，最麻烦的部分，在于怎么把药混进他的酒里，又怎么让他的死亡不引起俄国人的追查。行动组的人擅长跟踪和格斗，但这种“对症下药”的精细活儿，需要瓦尔特来重新判别，并寻找一个最佳机会。
基于此，瓦尔特打算让杰林斯基先去跟踪目标几天，全面摸清彼得罗夫每晚在“铜钟”里的固定位置。那种下等酒馆里面，光线昏暗，人群嘈杂，酒保忙起来的时候，根本不会注意到别的情况发生。
当然，洋地黄制剂的量也需要有讲究，必须因人而异，太多会当场呕吐，太少则未必能引发致命节律。身为医生的瓦尔特自然是亲自配药，眼下有一个麻烦，就是他身边没有随意支取的药房。而总领馆的医药箱里只有一些基础药，很显然洋地黄制剂不属于常备药，就需要另想办法。
在1905年的华沙，找一瓶洋地黄酊剂并不算稀奇，这属于标准的处方药，医生完全可以开，城市药房普遍能够配到。因为这原本就是用于治疗心衰的药，许多上了年纪的医生会开给贵族和肥胖商人。
关键一点，是要让这瓶药从不正规的渠道走上一圈，而且不要和总领事馆直接扯上关系。随后的，瓦尔特把洋地黄酊剂的事情交给了陶德曼，但没告诉他相关用途。
当然，陶德曼也不会多问，现在的他不是懵懂无知的实习生，而且他也知道，科勒上尉一旦开始实施行动方案，就不会停下脚步。
从总领事馆收到任务之后，杰林斯基用了三天的时间，把彼得罗夫的活动规律摸得清清楚楚。
这个俄国税务官每天下午5点，从普拉加区的税务局下班后，先到格日博夫斯卡街的一家饭馆吃晚饭，菜油腻，肥肉居多，配着黑面包和腌黄瓜。
饭桌上，彼得罗夫总要喝掉小半瓶的威士忌酒，这纯粹只是开开胃，然后再叫一辆轻便马车，前往普拉加区的“铜钟”酒馆。那地方离河不远，门面不大，但招牌上还真的有一座铜钟，而且已经锈得发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