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认真听着费利克斯的叙述，没有出言打断。从表面上看，瓦尔特不过是一个不怎么负责的股东，但背地里，瓦尔特为博士医药公司出力不少。
之前，紧急医药包的创意，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后续的高端医药包里，除了传统的绷带、橡胶止血带、碘酒棉球，以及一小瓶消毒液外，还将增加一种磺胺类的抗菌药剂，“百浪多息”。
在柏林医学院，门策尔教授与其一众门生，历经半年多的钻研之下，新型合成抗菌药剂“百浪多息”终于在九月初的时候，完成全部研制工作。经过上百例临床试用，该药剂的抑菌疗效已经在病患身上得到充分验证。
只是眼下的量产工艺尚未成熟，产能很低，而且原料与制造成本居高不下，仅能小批量的装配进在单价五十马克一套的高级医疗急救包之中，而且数量仅限10颗。在俄国前线，基本只会用在中高级军官身上。
考虑到欧洲各国在事实上，已经具备了逆向仿制这套新型合成药剂的技术能力。所以早在八月底的时候，也就是“百浪多息”已经开启人体试验的同一时期，瓦尔特便强烈建议费利克斯启动全方位的专利布局。
瓦尔特强调：不光要完成德国本土的申报，还必须向欧洲和北美，乃至全球各个主权国家递交“百浪多息”的专利申请，抢占工业产权的优先权。
这项繁复的跨国业务，交由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全权处置。依靠大笔经费作为支撑，施特雷泽曼带领他的工作团队，仅在30天之内，完成全部欧洲、北美及日本等主权国家的专利递交手续，依据“巴黎工业产权公约”锁定发明优先权，正式进入了各国官方审查流程。
至于拉丁美洲各国，以及埃塞俄比亚、暹罗与清国等海外地区的专利，则只能顺延至次年上半年，再有序的推进。
除此之外，瓦尔特始终在暗处为博士医药公司扫清外部麻烦。
当左翼工-会酝酿要在博士医药公司的生产基地，发起工厂罢-工风潮之时，也是瓦尔特主动站了出来，约见了自己的“老朋友”，社会民主-党驻柏林C区负责人，埃里希?哈特曼。
当天晚上，瓦尔特就和哈特曼在一家酒馆里碰杯，几杯淡啤酒下肚，在一桩看似轻松的闲谈过后，一场政治交易也最终达成。次日清晨，原本剑拔弩张的工-会组织者，便悄无声息地撤出了厂区。
既然是私下达成的交易，代价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博士医药公司每年必须向柏林一家负责救济伤残工人的慈善机构，捐赠一笔数额不菲的款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