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0年之后，这种介绍已经不少见。就连柏林主流大报在报道重大凶案时，偶尔也会提到柏林警方聘请的科勒法医，正在尝试使用这种来自英国的“身份识别新方法”。
一个与铁路数据打交道、对图形和流程极其敏感的人，又长期阅读这类内容，不可能不知道指纹意味着什么。一旦他决定偷取文件，第一件事就应该是戴上手套。这个推断听起来很荒谬，但正是瓦尔特所需要的。
因为一个真正的内鬼，若在窃取文件时戴了手套，那文件上反而不会留下任何指纹。而这种“干净”，本身就不正常。
“如果档案室里真有那份草稿的残页，上面却连一个模糊指印都找不到，那反而说明碰过它的人不是普通文员，而是个懂得消除痕迹的人。”事后，瓦尔特对格勒纳解释道。
格勒纳听后沉默了很久，瓦尔特的这个思路绕过了常规稽查，却恰巧戳中了一种只有极高素养者才会犯的错误。普通窃贼想的是把东西拿走，而高手想的是不留下任何属于自己的标记。
只是在瓦尔特看来，欲盖弥彰，显得太干净了，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标记。
剩下的问题，是哈斯如何拿到文件。
瓦尔特第二次去档案室时，特意把老军士长汉斯留了下来。这个人年近六十，头发花白，在总参档案室干了三十多年。
此前谈话时，他总是说“记不清了”，可眼睛总往某个方向飘。瓦尔特没有急着审他，只是像拉家常一样问了几句。
“哪位上尉来档案室的次数最多？”瓦尔特冷不防的问了一句。
汉斯迟疑了一下，说：“哈斯上尉，他每次来查档案，都会多待一会儿，有时候还帮我整理登记簿。”
“他常来吗？”
“常来，有时不是为公事，就是坐一坐，问几句我家里的情况。他为人很和气，也是平民出身，不像别的贵族军官那样，看不上我们这些不能进入军官俱乐部的老士官。”老汉斯感叹的说。
“他有没有问你借过档案室的钥匙？”这一次，瓦尔特问得很直接。
老汉斯的表情忽然就变了，他没有立刻否认，嘴唇动了动，想要挣扎，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这位军士官羞愧的低下头，低声道：“我当时没想那么多，他是上尉，我以为他只是临时要用那间临时阅览室。那天他说自己的钥匙丢了，晚上又要查一份旧排图，怕影响第二天工作。我就把备用钥匙给了他，说好用完还我。”
“哪一天？”
“七月的中下旬，具体日子我记不准了。”老汉斯说。
瓦尔特没有再逼他，只是让他在一份笔录上签了字。五分钟后，格勒纳上尉带着军法处的人来到了档案室，带走了老汉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