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男爵坐定之后，目光落在伯爵脸上，问道：“你手下这个年轻人，你是从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伯爵解释说：“去年下半年，瓦尔特还在夏洛特医院里住院，曾为柏林警察侦破了一桩杀人案，而受害人就是我的姐姐艾丽卡。”
荷尔斯泰因微微点了点头，只是等着伯爵往下说。
伯爵继续说道：“他这个人做事有个特点，也许只是看上一眼，就可以大致判定该情报的真实性及重要程度。后来，他因为右手残疾，无法成为一名外科大夫，随即接受红堡的邀请，担当了助理法医。
这段时间以来，柏林地区破获的大案要案，警方都是得到了这位法医的协助。半年前，政治科追查那幢法国间谍大案，瓦尔特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我之所以对美国飞行器的表示关注，也是瓦尔特反复劝说的。却不料才两个月，北美使领馆刚有了起色，然后大总参那边就开始来截胡，继而直接下令让驻华盛顿武官全面接管了有关飞行器的信息渠道。”
荷尔斯泰因听到了伯爵的抱怨，但还是装作老眼昏花，将话题岔开了。
“你说得这些，我之前也听到过一些。很不错，瓦尔特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只是你给予他部门的经费，从五万直接升到八万，这幅度可不小，就不怕他拿着钱乱花？”
伯爵摇了摇头，说：“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放心的，那是他花钱有一个边界感。该花的地方不省，不该碰的位置不动。我做过审计，五万里的大部分，都是走在政治科外勤特工的出差补助，以及对相关线人的收买上，剩下的那部分，也是与政治科有关，包括讨好克莱斯特警监，以及费舍尔警督在内的一批中层主管上。他没有给自己留过额外的账目，每个月送过来的财务摘要跟实际支出对得上。毫不夸张的说，他在钱上的分寸把握得比大多数十年以上的老手还稳。当然，他不是不贪，只是不屑于眼下这点芝麻绿豆的好处。”
有时候，学过财会的伯爵会亲自翻开瓦尔特所在部门财务报表，在那里，每一笔钱的去向都写在上面，经手人、收款方、用途分类、日期。
起初，伯爵认为会看到一些“非常合理”的浮动空间，那是外交部门内部的一种运转逻辑。说白了，补助津贴的加码、线人费里的零头、差旅报销标准之外的额外支出，可以在12%以内的浮动，通常也不会有人追究。
但在瓦尔特的账上，那12%的线头一点都没有往上走。有时候，他为了争取预算会夸大实际开支，但钱到手之后那些差额没有流回他自己的口袋里，而是全部追加到了线人收买方面，以及对重大情报的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