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坡上，风撞在石墙上，屋顶的瓦片哗啦啦地响，屋里的人一起擡头看房梁，又一起低下头。
托马斯从屋子那头挤过来，挤到乔治身边，凑到窗板缝上往外看。外面什么都看不清，只有口那几点灯，在黑暗里一上一下地乱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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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过头盯着乔治。“你早就知道了。”
乔治没否认。
“所以那根管子，”托马斯说，“量的就是这个。”
“量的是天上的空气有多重。”乔治说，“空气重，水银就高，空气轻，水银就低。”
“那飓风——”
“飓风是一大团转着圈的空气，有几百海里宽，越往中间转得越快，中间的空气最轻。它离你还有几百海里的时候，天是晴的，海是平的，你什么都看不出来。”
他朝窗外偏了一下头。
“但它一路往这边走的时候，我们头顶上的空气就会一路变轻。即使看天色还没变化，水银的刻度已经先掉下来了。”
外面又是一阵风，墙角那根玻璃管跟着轻轻一震。伊莱亚斯伸手扶住了它。
托马斯半天没说话，最后慢慢开口：“西班牙人说这是上帝发怒。船上的老水手一般看云，看鸟，看自己的膝盖疼不疼。”
“对，能看准的，提前一两天会知道。看不准的，要风到了头顶才会知道。”乔治说。
1704年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有了这样的管子。伦敦皇家学会的那些绅士们知道它会上下动，但还没有人把它搬到海边，这样一天一天地观察变化，更没有人知道飓风是一大团转着圈的低气压。
要再过一百三十年，才有人在大西洋两岸，一处一处地检视风暴刮倒的树倒向哪边，然后画出图来，把这件事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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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斯特号上。
彭斯的手死死抓住后甲板的栏杆，冲着前甲板嘶喊：“缆桩！缆桩上再加两道绳！”
风从侧面灌过来，把他的声音撕得粉碎，前甲板上的人一个字都没听见。他松开栏杆，顶着风往前冲，冲到水手长跟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嘴贴着他的耳朵又吼了一遍。
那门挣断了绑索的炮还在甲板上横冲直撞。这个两吨重的铁家伙，船往左一歪，它就呼啦啦往左滑，轰的一声撞在舷墙上，船往右一歪，它又掉头往右冲。一个水手躲闪不及，被炮架撞翻在地，惨叫刚出口，就被下一个浪头吞了回去。
“吊床！”彭斯回头吼，“把吊床扔到它下面去！”
几个水手抱着捆成卷的吊床，趁着炮身停住的那一下扑过去，塞到炮轮下面。炮又滑起来，碾过两卷吊床，速度变慢了，又碾过三卷，终于停住了。
水手们一拥而上，拿缆绳一道一道把它捆死在主桅脚下。
彭斯还没站直身子，一道浪又从右舷翻了上来。
那道浪比后甲板还高，白花花地砸下来，把他整个人拍倒在甲板上，卷着他往左舷滑过去。
他的手在湿透的甲板上乱抓，但什么都没抓住，他的后背撞上舷墙，半个身子被水推着往外送，两条腿已经悬到了舷墙外面。
一只手揪住了他的后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