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帝国统一政策委员会是直属于皇帝弗朗茨的一个特殊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出过许多报告和政策。
例如包括降低奥地利帝国境内各邦国离心力，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如何加强奥地利在普鲁士王国境内影响力，奥地利与意大利诸邦国的联系等等。
它属于一个智库组织，奉弗朗茨的命令来制定和发表一些建议、政策，也属于是一种舆论影响力的一种，包括约翰·卡斯帕·布伦奇利等一些比较出名的法学家或者教授都在其内。
1892年3月，维也纳，帝国内务部秘密拘留所。
铁门在身后合上的声音沉闷而冰冷。约翰·卡斯帕·布伦奇利教授站在走廊尽头，整理了一下自己灰色的三件套西装，然后向押送的内务部宪兵点了点头。宪兵转动钥匙，推开了走廊最里面那扇没有编号的门。
一张橡木办公桌，两把椅子，窗户上有铁栅栏，但窗帘是拉开的，阳光透进来，照在桌面上一圈淡淡的光斑里。
算是个不错的小房间了。
贝尔塔·冯·苏特纳坐在桌子一侧的椅子上，她的双手放在桌面上，手腕上有两道红痕，铐刚刚被摘掉不过几分钟。
布伦奇利教授走了进来。他七十四岁，头发全白了，但腰背依然挺直，步伐稳健。他右手提着一只棕色公文包，左手拿着一顶礼帽，进门后把礼帽放到桌角上，然后对苏特纳男爵夫人微微欠身。
“贝尔塔·冯·苏特纳男爵夫人，您好。”
苏特纳男爵夫人的眼睛眯了一下。她当然认识这张脸。维也纳和慕尼黑的学术沙龙里她见过他不止一次，海德堡大学最负盛名的国际法学者，据说近年来被帝国统一政策委员会延揽，成了弗朗茨皇帝陛下身边的智囊。
“您好，额——布伦奇利教授？”
“是的，阁下。”布伦奇利教授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来，把公文包放到右手边的地板上，然后笑了笑。
“苏特纳男爵夫人，”他开门见山，“您触犯了奥地利帝国《奥地利反分离国家法》第二十七条——'凡帝国臣民于境外公开发表诋毁皇帝陛下名誉、损害帝国政策声誉之言论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劳动改造。'”
他说这话的时候，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本薄薄的法律文本，翻到折了角的那一页，递过桌面。
苏特纳男爵夫人低头看了一眼，没有接。
“如果说你们要迫害我的话，那么就算是现场通过一个法条都是可以的，不是吗？”她抬起头，灰蓝色的眼睛里有冷意，也有一种坦然，“帝国议会对皇帝陛下的意志从来不会说不。”
“您说得对。”布伦奇利教授并不否认，反而点了点头，把法律文本收回来，“但这条法律事实上是十年之前就有的，不是为您临时制定的。您可以对它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但它确实存在。”
他合上那本小册子，然后摘下自己的眼镜放到一旁。
“不过，夫人，”他说，声音放低了一些，“我今天来这里不是为了读法条给您听的。”
“我猜到了。”
“那我就直说。夫人，您做的事情，其实没有您想的影响力那么大。”
苏特纳男爵夫人的嘴唇动了一下，但没有出声。
“您在伦敦的《每日晨报》上发表了那篇文章《和平的敌人坐在霍夫堡宫》写得确实很好，我读过。文笔真的犀利。
但是夫人，那篇文章在英国卖了多少份？一万份？两万份？”
布伦奇利教授摊开双手，“而奥地利帝国有六千万以上的人口。帝国最多的人群是什么？是工人、农民，再加上士兵。这些人是不会去读英国报纸，也不参加沙龙。他们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去工厂、去田地、去兵营。他们大部分是关心今天的面包够不够，这个月的军饷准不准时。而他们大部分是忠于帝国的，忠于陛下的。”
他停顿了一下，让这句话在空气里挂了几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