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4月21日。
这里的维也纳照旧是一派升平。
环城大道上的马车络绎不绝，克恩顿大街两旁的咖啡馆里座无虚席，中央咖啡馆的露天雅座上，几个穿着体面的绅士一边搅动着棕色的“维也纳忧郁”，这是一种加了过多奶泡的浓缩咖啡，然后一边翻看着当天的《新自由报》。
头版写的是洛林边境哨所遇袭的消息。
但这并没有引起太多恐慌。
事实上，一个戴着夹鼻眼镜的退休公务员正在用一种权威的语气给邻桌的年轻人解释：“你去看看地图就知道了。从梅斯到南锡，然后是吕内维尔，帝国在洛林地区修了多少要塞？法国人除非脑子里灌了勃艮第红酒，否则绝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动正式进攻。这不过是边境摩擦而已，年轻人，喝你的咖啡。”
年轻人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毕竟，帝国已经十多年没有经历过战争了。
和平现在就像维也纳的空气一样理所当然，你几乎已经忘记了它是需要被维护的东西。
但霍夫堡皇宫里面的气氛，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当值的宫廷侍从约翰已经在这座宫殿里工作了十一年，他对这里的一切节奏了如指掌。
正常情况下，上午十点之前出现在皇宫走廊里的军人不会超过五个，皇帝的侍卫官、值班副官，以及偶尔来送文件的通讯参谋。
而今天早上，他已经数到了十七个。
奥地利大总参谋部的参谋军官们三三两两地穿过走廊，腋下夹着地图筒和文件夹，靴子敲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急促的声响。有几个将军级别的人物被侍卫官引导着往西翼的会议厅方向走去。
约翰把一壶刚煮好的咖啡放在了走廊尽头的备餐柜上，然后明智地让自己变得尽可能地不引人注目。
十一年的经验告诉他：将军越多，话越少问。
不久，一辆深绿色的军用戴姆勒轿车在皇宫内庭院急刹停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