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8月，中部匈牙利行省·凯奇凯梅特皇室农庄。
在这四十五公顷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在热风中此起彼伏地翻涌，像一片凝固的金色海洋。
田埂旁的碎石路上，六辆农业运输卡车一字排开，清一色柴油动力，钢圈上箍着的实心橡胶轮，车斗敞着口，柴油机突突地怠速着，等待装载。
几十名农场工人正把一捆捆脱粒后的麦子往车上扔，扬起的麦尘在阳光下形成金色的光柱。
稍远处的田地中央，三位穿着浅色亚麻西装的人站在一起。他们是维也纳皇家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也是负责这片试验田的项目组核心成员。
为首的那位个子不高，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攥着一个皮面笔记本，正在上面快速记录数字。他旁边站着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大块头，手里举着一根标尺，另一位年轻些的则蹲在地上，从土壤里取样装进玻璃瓶。
“格罗斯曼博士！”
一个满身油污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三个人同时回过头。
工程师莱特纳大步走过来，手里攥着一块沾满黑色油脂的抹布，脸上的表情像是刚跟什么东西吵了一架。
他的身后大约五十米开外，停着一台庞然大物。
那是一台由柴油拖拉机底盘和小麦收割装置结合而成的实验机器。切割杆、脱粒滚筒、筛选簸箕全部集成在同一个底盘上。此刻它安静地蹲在那里，发动机已经熄火，切割杆前面还挂着几缕被绞断的麦秆。
这东西在整个欧洲独此一家，是奥地利科学院的专属发明，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联合收割机。
“怎么了，莱特纳？”戴眼镜的格罗斯曼博士抬起头。
莱特纳走到他们面前，用抹布使劲擦着手上的油污，一边擦一边数落：
“这台机器的问题不少。首先，过热。”他竖起一根手指，“柴油机在全负荷运转超过四十分钟之后，气缸温度飙升，冷却水几乎要沸腾了。我们不得不停机两次等它降温。八月份的匈牙利，环境温度本来就高，散热完全跟不上。”
格罗斯曼博士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下。
“其次，传动皮带打滑。”莱特纳竖起第二根手指，“发动机的动力通过皮带传递给收割滚轮和脱粒滚筒，但一旦麦秆密度增大，阻力上升，皮带就开始打滑。收紧了又加速磨损，今天断了一根，我们在田里蹲着换了四十分钟。”
“嗯。”
“第三，太重了。”莱特纳烦躁地把抹布往肩上一搭，“整机加上满载柴油箱超过三吨半。今天早上靠近河渠那片地土质偏软，轮子直接陷下去十几公分。我们用另一辆拖拉机拖了半天才弄出来。排气管朝下喷的热气还把旁边一小片麦子给烤焦了。”
“还有呢？”旁边络腮胡子的数据师维尔纳问道。
“启动困难。冷启动要摇很久，震动剧烈，第一次点火的时候把脱粒滚筒的三颗固定螺栓给震松了。我们趴在田里拧了二十分钟螺丝才敢继续。”
莱特纳把问题一股脑倒完，重重叹了口气。
几位科学家互相看了看，不时在各自的记录本上写写画画。
然后格罗斯曼博士推了推眼镜，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也有优点吧？”
莱特纳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表情稍微缓和了些。
“优点当然有，毕竟这可是划时代的东西。”他伸出手掌，“第一，也是最关键的，一体化作业。
传统流程是马拉收割机割下来，人工捆束，堆到田边，马车运到打谷场脱粒，再过筛。四道工序，每道都要人手。我们这台机器，割、脱、筛一次完成。麦子从前面进去，干净的麦粒从后面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