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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新二年,二月初十。
武林门外的大运河官用码头,曾经是杭州府最繁华热闹的所在。以往若是有京官南下,或是二品大员回乡述职,这里必定是彩幡蔽日,鼓乐喧天。当地的知府、县令会提前半个月在码头上搭起芦棚,铺上红毡。杭州城内有头有脸的盐商、丝绸大户更是会争先恐后地挤在最前排,手里捧着极其丰厚的“冰敬炭敬”,只求能在藩台大人的轿子前露个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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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日,码头上冷清得让人发慌。
除了几队穿着蓑衣、手持连弩在雨中警戒的西厂番子,再也看不到任何迎接的仪仗。
辰时三刻,几艘挂着大明水师旗号的蜈蚣快船,破开运河的薄雾,在码头边缓缓靠岸。
跳板搭下,浙江承宣布政使郑元勋,率先走下跳板。
他没有穿那件象征着二品封疆大吏的绯色锦鸡补服,也没有戴乌纱帽。身上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没有任何纹饰的灰布常服,头上包着一块普通的方巾。脚下登着一双千层底的黑布鞋,鞋帮上还沾着不知道哪里蹭来的煤灰。
若是放在三个月前,打死郑元勋,他也绝不会以这副穷酸落魄的打扮出现在江南计程车绅面前。那时候的他,是江南士林的领袖,出入皆是八擡大轿,讲究的是“垂拱而治”的名士风流,讲究的是“衣食住行皆有法度”。
但现在,他在西山熬了整整三个月。
在那个被称为“行政重修营”的炼狱里,他被扒去了官服,和几万名官员挤在漏风的木板通铺上,吃着粗糙的杂粮大饼,每天卯时起,亥时睡,手里除了算盘就是皮尺。
郑元勋那颗被四五经裹挟了几十年的大脑,终于被现实的铁锤狠狠地砸开了一条裂缝。
当他拿到那本盖着皇家银号大印、里面预存了五千两“养廉银”的存折时,他彻底悟了。
斯文,填不饱肚子,也挡不住建奴的马刀。
真金白银,加上厂卫的屠刀,才是这天下最硬的道理。
郑元勋踩在湿滑的青石板上,雨水打湿了他的灰布长衫,但他却没有去管。
跟在他身后走下船的,是三十多名同样在西山重修营里熬过来的浙江籍官员。
有各府的知府、同知,也有州县的主印官。
这些人的身上,也同样褪去了曾经那股优哉游哉的名士风流。
他们的肤色被西山的煤烟和寒风打磨得粗糙黝黑,手背上全是拨弄算盘和拉皮尺磨出的老茧。
但他们的眼神中,却透着一种如出一辙的锐利与急迫。
杭州府衙的孙师爷和几个留守的佐贰官,撑着油纸伞,早就在码头边缘候着了。
他们看到这群灰头土脸、彷佛逃荒难民般走下船的官员,愣了半晌,才从面部轮廓上认出走在最前面的竟然是他们的藩台大人。
“藩台大人!您……您可算回来了!”
孙师爷连滚带爬地扑上前,甚至顾不上行大礼,直接扑倒在郑元勋脚下的泥水里,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哭腔和恐慌。
“大人,您不在的这三个月,浙江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啊!天都要塌下来了!”
郑元勋没有去接师爷递过来的油纸伞。
他任由春雨打在肩头,双手拢在袖子里,步伐沉稳地向着前方早已备好的四轮马车走去。
这四轮马车不是以前那种装饰华丽、四面垂着丝绸软帘的官轿,而是工部统一下发、外包着防弹钢板的实用型通勤马车。
减震极好,却毫无美感。
“起来说话。怎么个乱法。”
郑元勋的声音很平淡,没有了往日听到民乱时那种习惯性的惊怒。
孙师爷从泥地里爬起来,亦步亦趋地跟在郑元勋身侧,彷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大人,您不在的时候,朝廷派下来的那批『基层行政干事』,还有暂代知县职位的那些退伍老兵,简直就是一群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活阎王!”
孙师爷擦着额头的冷汗,声音发颤。
“他们不懂一点官场的规矩,也不讲半点乡邻情份!下到州县后,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封了户房的帐库,把咱们以前做好的黄册全扔到了茅坑里!”
“他们不听乡绅老人的调停,也不收咱们底下人按惯例送去的冰敬炭敬。那几个独眼断臂的老兵代理的知县,每天带着一帮如狼似虎的差役和锦衣卫,手里拿着皮尺,根本不看谁家的面子,满乡满镇地去量地!连水田里的畸角旮旯都不放过!”
孙师爷越说越激动,彷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大人您是知道的,咱们江南计程车绅,哪家没有点免税的祖产?这都是历朝历代预设的规矩。可这帮活阎王,量出了隐田,直接就让大户交地,或者补缴那什么要命的累进税!”
“湖州府的几个大户,因为祖宗传下来的三千亩桑田被查了出来,不肯交出。还让家丁堵了门,企图去府城讨个公道。”
孙师爷咽了一口唾沫,眼中满是惊恐。
“结果呢?那个代理知县的老兵,连审都没审,当场下令火枪齐射!以『抗法谋逆』的罪名,当场击毙了家主,一把火烧了祠堂的偏房!家产全被查抄了!女眷全被拉去了教坊司啊!”
郑元勋停下脚步。
若是在三个月前,他听到这种地方豪强被官府“残害”、斯文扫地的恶性事件。他作为浙江的父母官、士林的领袖,必定会拍案而起,怒斥厂卫乱政、武夫误国。
他会连夜写就一篇文采飞扬的奏疏上奏朝廷,为江南士绅做主,痛陈苛政之弊,以全自己的清流名声。
甚至,他会暗中纵容地方生员罢考哭庙,以此来向皇权施压。
但现在。
郑元勋看着孙师爷那张写满恐惧与委屈的脸,脑子里浮现出的,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他想起了西山那震耳欲聋的锻锤声。
想起了徐光启指着沙盘上那些巨大的高炉时,眼中燃烧的狂热。
想起了毕自严在考场上那张冷酷无情、只认数字的脸。
“还有西厂的那帮番子。”
孙师爷见藩台大人没有表态,以为他正在积蓄怒火,赶紧继续告状,声音压得极低,彷佛怕惊动了暗处的鬼神。
“他们就像闻着血腥味的恶狗。根本不讲大明律法!只要底下的干事查出一笔隐田,或者咱们留守的官员帐目上有一丝对不上,他们立刻就拿着驾帖上门拿人。连过堂的程式都免了!”
“三个月啊大人!”孙师爷伸出三根手指,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杭州、宁波、绍兴三个府,被查抄计程车绅和留守小吏,足足有四百多家!大人们若再不回来主持公道,这江南的天,就要塌了啊!”
郑元勋在四轮马车的车厢前站定。
他没有去接孙师爷的话茬,也没有去痛斥厂卫。
他转过头,看着那些正陆续从船上下来的、曾经与他同朝为官的同僚们。那些在西山重修营里,因为算错了一笔帐被厂卫当众抽打,因为背不过刑律被罚去挑煤渣的知府、知县们。
这些人的眼中,听到“查抄四百多家”这个数字时,没有同情,没有悲愤。反而闪烁着一种好像野兽看到猎物时的绿光。
郑元勋回过头。
“四百多家?”
“抄出来的现银和隐田折色,都入瞭解库吗?帐面做平了吗?”
孙师爷一愣。
他显然没料到,一向标榜“以德服人”的藩台大人,关注的重点竟然不是怎么安抚士绅、怎么上疏弹劾。而是直接问起了赃款的去向!
“回大人……入了。”孙师爷结结巴巴地回答,额头上的冷汗冒得更密了,“听说光现银就查出来近百万两。那些退伍老兵和厂卫,当场就按朝廷的新规矩,分走了三成的赏银。剩下的七成,全被皇家银号封存,说是等朝廷的调令,地方上无权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