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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十年，四月初一。
谷雨将至，京城的天气却依然没有转暖的意思。
倒春寒的余威还在，风从西北方向刮来，带着塞外的凉意，吹得文渊阁前的两棵老槐树沙沙作响。
树枝上刚冒出不久的嫩芽被风打得瑟瑟发抖，像是随时会被吹落。
文渊阁坐落在紫禁城东南角，是一座面阔五间、歇山顶的青砖建筑。
门前两尊石狮子打磨得锃亮，是嘉靖年间置办的，已有近百年历史。
门楣上“文渊阁”三个大字是万历皇帝的御笔，笔力遒劲，但如今已有些褪色。
内阁的办事房在正堂东西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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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是首辅的值房，西边是次辅和群辅的。
院子中间铺着青石板，缝隙里长出了几丛杂草，在风中摇摆，几个吏正抱着厚厚的文，在廊下穿梭，脚步匆匆，谁也不敢大声说话。
天启十年的内阁，与往年不同。
自皇上改制以来，内阁的票拟不再拥有决定权，而是变成了朱由校的顾问。
内阁不再替皇帝做决定，只负责票拟之后起草制、下发执行。
权力小了，但活儿没少。
温体仁坐在东首值房的紫檀木案后，手里捏着一份四川巡抚朱燮元刚递进来的急递，正在用笔在上面勾画。
案头堆着尺许高的文，左侧是六部递上来的题本，右侧是各省督抚的奏折，中间摆着一碗已经凉透了的茶。
他今年五十七岁，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年纪，但连日来的案牍劳形，让他的脸色有些憔悴。
他放下笔，揉了揉眉心，端起那碗凉茶抿了一口。
门被推开了。
次辅袁可立大步走了进来，右手捏着一份红翎急递，左手还拿着一份邸报。
与温体仁不同，他穿着一件绯红色的官服——那是兵部尚服的常服，虽然入了阁，但他还兼着兵部尚的差事，每日两头跑，忙得脚不沾地。
“温阁老。”他将急递和邸报放在案头，“四川六百里加急。福建的邸报也到了。”
温体仁放下茶碗，先拿起那份急递，展开。
他的目光在纸页上快速扫过，原本波澜不惊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少见的波动。
“安位遣使乞降？”
“是。”袁可立在他对面坐下，手撑在案头上，“奢崇明在永宁被围，自焚而死。安位没了主心骨，撑不住了。朱燮元的折子上说，安位愿意交出所占州县，退还所有掳掠的人口财物，只求朝廷留他一条命。”
温体仁没有说话。
他将急递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这才放下，又拿起那份邸报。
邸报是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发来的，上面写着：天启十年三月初十，东海提督卫总兵官郑芝龙，率水师战舰六十二艘、兵丁九千二百人，于澎湖外海击沉荷兰东印度公司战舰六艘，收复澎湖列岛。荷兰守军三百二十人，除少数逃脱外，余皆毙命或投降。
两份文，一西一东，一陆一海。几乎同时送到京城，同时摆在他的案头。
只不过，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
温体仁没有急着说话。他将两份文并排放在桌上，端起茶碗又抿了一口。
茶是明前龙井，但已经凉透了，入口带着一丝苦涩。
他皱了皱眉，放下茶碗。
“袁大人，你怎么看？”
袁可立沉吟片刻，用手指点了点那份贵州急递。
“奢安之乱，十年了。这十年，朝廷在西南投了多少钱粮，死了多少将士，温阁老心里有数。”他的声音带着老将特有的沉稳，“天启元年，奢崇明在永宁造反，安邦彦在水西响应。那时朝廷正忙着应付辽东的建奴，两头作战，捉襟见肘。天启二年，贵阳被围大半年，城中百姓相食，惨不忍睹。贵州巡抚李枟死守孤城，若不是王三善带兵来救，贵阳早就破了。”
温体仁听着，没有说话。
袁可立继续说下去：“天启三年，王三善战死，明军大溃。水西的土司们趁势而起，一路打到四川、云南。朝廷调集了七省兵力，花了两年多才稳住阵脚。天启五年，朝廷换上了朱燮元，才算找到了对付水西的法子。”
“朱燮元。”温体仁念叨着这个名字，点了点头，“此人不错。他在贵州五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先断水西的粮道，再围永宁，逼得奢崇明自焚。安邦彦去年战死，安位一个小孩子，撑不住局面。”
“所以安位降了。”袁可立说，“但降不等于服。水西那地方，山高林密，土司众多。安位降了，保不齐哪天又反。朝廷得有个长久之计。”
温体仁点了点头，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击着。
门又被推开了。
户部尚毕自严走了进来。
他手里捏着一本厚厚的帐册，脸色不太好，眼下有深深的青影，显然又是一夜没睡。
户部的事太多，皇家银号、九边粮饷、陕西赈灾、江南织造，桩桩件件都要他过目，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尚已经连续一个月没睡过囫囵觉了。
紧随其后的是杨嗣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