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推开门,郑禾走进去。
院内比外面更暗,头顶的棚顶被炮火掀掉了将近一半。
残存的瓦片搭在椽条上,漏下来的天光在地上铺了几块不规则的亮斑。
棚下搁着两艘造了一半的木壳船,龙骨已经铺好,肋板上了大半。
船壳板从底往上钉了七八层,顶部的几层还没合拢,露着肋板的骨架。
船骨上落了厚厚一层灰,有的肋板接头处已经开始发黑。
院内靠墙搭着一间勉强能遮雨的偏棚,棚下搁着几张旧木案,案上散着图纸、角尺和半截用秃了的铅笔。
两个男人站在案前,一个五十来岁,身量不高,肩膀很宽。
其中一人穿了件袖口磨破了的蓝布工装,手上全是老茧和旧茧叠出来的硬皮。
另一个年轻些,四十出头,瘦长脸,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短褂,腰间别着一把折尺。
两人看见郑禾进来时都抬起头,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息,又看了看他身后的翻译和副将。
翻译上前用高卢语说了几句。
年长的那个听完之后没有立刻接话,只是把手中的铅笔搁在案面上。
他的双手在工装前襟上蹭了蹭,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话。
翻译转述说:
“他说这间船坊是他父亲留下来的,他从小在这里长大。”
“去年秋天一发炮弹落在棚顶,把工坊砸塌了半边,订单也断了。”
“他还有一个徒弟在围城战里被征走了,到现在没回来。”
郑禾在偏棚下的一张旧木凳上坐下来,没有绕弯子:
“我买下这间船坊。”
“连地皮、船骨、工具、图纸一起。”
“你们两个人跟我走,去大周服务五年。”
“五年之后愿意留就留,愿意回就回,路费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