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从哪来？”
“当今天下，能读书识字者本就寥寥，一个秀才，寒窗十年才考出来，你让他去穷乡僻壤教蒙童，一年几两银子的束脩，他肯吗？便是肯，一个秀才教出来的蒙童，又有几分成色？”
“没有先生，学堂便是有房有书，也不过是几间空屋子。”
话音刚落，一个九品小官挤出人群，声音里带着浓重的南音：
“下官在岭南为官数年。别的不敢说，方言一事，下官最清楚。”
“岭南一地，十里不同音，一县之内，山前山后说话都不通。县令升堂问案，还得配个通事，不然原告被告各说各话，下官一句也听不懂。”
“学堂里教什么？教官话，先生自己都说不利索；教方言，出了本县就没人听得懂。”
“朝廷若统一教材、统一官话，光是一个正音，就要费多少年的工夫？”
“这难度，比建房子、请先生还要大。”
他退下去后，一个穿绸衫的商人朝四下拱了拱手：
“在下是贩文房起家的，笔墨纸砚这四个字，在下的账本上记得最清。”
“松江的好纸，一刀要百十来文；徽州的松烟墨，一锭三五十文；湖笔一枝，又是几十文。”
“一个蒙童，就算省着用，一年光纸墨也得二三百文。”
“天下孩童何止千万，都来读书，这笔墨从哪来？纸坊、墨坊的产量就那么多，读书人一多，纸价墨价立时飞涨。”
“到那时候，连如今读得起书的人家都要咬牙，贫寒子弟反倒更读不起了。”
话音未落。
一个乡绅模样的中年人站了出来，脸上堆着笑，话却不好听：
“几位说的都是朝廷的大事。某是种地出身，只说农家的小账。”
“农家孩子，五六岁就能割草喂猪，七八岁下地，十岁上就是个整劳力。”
“地里多一个人，秋收就多打几斗粮；猪圈里多一个人照看，年底就能多一口肥猪。”
“你把他送去读书，一年到头，地谁种？猪谁喂？他读得出个秀才举人，那自然是祖坟冒青烟；可十个孩子送进去，九年读下来，十有八九连个童生都中不了。”
“书没读成，家里先少了十年劳力。”
“百姓又岂会如愿？”
殿中议论声渐渐大了起来。
这时，一个老臣排众而出，整了整衣冠，朝余朝阳的方向深深一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