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战报被元廷枢密院以三枚火漆印封存，单独呈至大都御案。
仁宗皇帝阅毕，沉默良久。
他想起祖父忽必烈临终前与他说先人铁木真离世时说的话“朕用尽了力气。”
“可他还是冲到了朕的城下，差点，就差那么一点。”
他终于理解了那种恐惧。
那不是对刀兵的恐惧。
是对一种无法用铁蹄践灭的、根植于这片土地血脉深处的伟力的恐惧。
延祐七年，秋。
没有人再称他为“巨鹿那个会看天的少年”。
元廷枢密院的密奏里，他被称为“巨鹿顾氏遗孤，颇习妖术，能呼风唤雨”。
江淮各寨的火漆信里，他叫“伦公”，两个字，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却压着整页密报的分量。
琉球顾氏商号的密语条子更简，只有他一个人能用那个称呼。
“伦”。
无敬称，无修饰。
像在唤自家人。
但他从未离开过巨鹿。
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名字，早已沉入时间的尘埃。
顾澜病故于延祐三年。
琉球发来的讣闻迟了两个月，顾伦在藏书楼里读完那短短几行字，沉默了一整个下午。
张猛死于延祐元年。
山东义军内江，他在调解两寨争端时被冷箭射中咽喉，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
登莱旧部星散，如今已无人再提“青州虎”这个名号。
刘肆，那位在洞庭水寨里拍案说“水里火里，绝无二话”的老寨主，延祐四年病殁于湖上。
他的继任者姓冯，是个谨慎务实的中年人，从不在信里说“水里火里”这样的话，只问：“下月欲攻某处，敢请伦公示天时。”
那代人走了。
带着滏水的血、巨鹿的誓言、少年时在顾字旗下发过的那些热得烫嘴的誓。
他们走的时候，顾伦还没有展露出任何异于常人的地方。
他们至死不知道，那个守在空城里的孩子，会以这种方式，重新让“巨鹿”二字成为天下密报里必须单独开列的一栏。
延祐七年，冬。
刘肆的继任者冯寨主收到一封回信。
信上只有一行字，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十二月初九，洞庭有北风，可焚元军水寨粮船。初十须退。”
冯寨主捏着那页薄纸，手竟微微发抖。
他没有见过顾伦。
巨鹿离洞庭两千里，那年轻人从未走出过那座城。
但他的话，比司天台所有官员加在一起都准。
—从未失手。
一次都没有。
同年十二月，漠北。
草原上的老宗王们早已不把大都那位爱读“四书五经”的皇帝放在眼里。
钦察汗国的白鬃老汗眯着眼，听色目商人讲完巨鹿的故事，忽然大笑。
“爱育黎拔力八达坐在大都金座上，连天什么时候下雨都要去问一个败军之族的孤儿！”
但他的眼底没有笑意。
纵使是再怎么不写，可面对这个家族的人时，哪怕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们仍旧是会保持绝对的警惕。
延祐八年，春。
巨鹿城外的老农不再靠云识天气。
他们清晨扛锄下地前，会走到顾府角门外，问那个负责采买的婆子：“伦公怎么说？今儿可要带伞？”
婆子有时摇头，有时点头。
没有解释，没有道理，只有一句准过司天台的、轻描淡写的是与否。
江淮。
某股小寨的头领聚众议事。
有人主张趁雨季偷袭县城，有人担心半路遇雨，弓弦受潮。
争论半日无果，一个年轻小校嗫嚅道：“要不————问问巨鹿？”
满堂寂静。
登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