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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朝社会形态中的种种行为,都可以从儒家先贤那里找到经典,再由这个时代最博学、最智慧的那群人做解读。

例如大宋朝的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二程、张载、苏轼等人。

他们的学术,影响着无数读书人,那些读书人又教化着万民。

可是,自从东京大学开启后,农学、工学、商学、金融学、地理学、数学等等,全部列入教材。

例如钱喻清,他在今年就写了一本叫做《交钞的商业繁荣》,这本书一经出版,短短一天,就卖断了货。

为什么?

因为从东京大学卒业的许多商学院学生都很崇拜这位东京商业界后起之秀。

而这些东京大学卒业的学生中有不少还是国子监转过来的,他们已经接受了新学的融合。

通过他们,新的思想在进一步扩散。

人们已经不在于局限于用儒学来解释世界了。

正如钱喻清在这本书中用大白话说的一句话:去赚钱吧,赚钱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体面。

再例如,不少年轻的学生从地理学院卒业后,进入格物院中,开始由朝廷出资,周游天下,他们所过之处,绘图、记录。

他们所带回来的东西,都在快速形成一种新的知识体系。

这是一个过程,在过去这几年,不知不觉,并未引起各地儒家势力警觉。

或者说有人已经察觉到了,但是各地儒家势力要联合,是需要时间的。

等到了靖康五年,朝廷四京新学的颁布,无疑成了矛盾集中爆发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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