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民间嚷嚷着要血战到底,这是好事,上位者不应该打压他们的积极性。
可最终决定,不能只听民间怎么说。
得看账面上有多少钱,得看前线还剩多少能正面上战场的人。
而且现在是特殊时期,还得看武库里还有多少军备。
更重要的是,还有多少粮食可以调动?
南方自然有大量的粮食,大宋朝的整套官僚行政效率,能否再支撑得起继续打?
要知道,第三次宋金之战,宋军之所以能占据主动,最大的原因还是提前做了充足的准备。
包括提前动员兵力、粮食,把钱无差别地往前线送,修建了大量的防御城寨。
可是这些在这一战中,消耗太大。
尤其是兵力和钱。
所以,朝中有人提出现在是议和的最佳时机,从理性的政治角度出来,未必是错。
例如这个时候,一直蛰伏在家的前前任少宰唐恪,便罕见地上书了一封《时弊论》,来分析眼下的情况。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派人去与金军谈,先谈,能谈成什么样试试再说。
意思是看菜下饭。
而大宋朝应该着手迁都关中,以山河之险巩固京师,以安天下。
但是,军政使张叔夜则是主战的一派。
他也上奏了《宋金战时论》,尤其是阐明了东线作战的优势。
金军一旦抵达两淮,面临的是河运密布的水乡之地,金人不善水,对金军骑兵也有很大的牵制作用。
两份奏疏,赵宁都看完了。
他自然有他自己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