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不鼓励盲目辞职，但我也觉得，不必把一张专辑妖魔化，它只是一张不错的专辑，不是谁的人生指南。
听完之后，是留下来继续面对，还是真的走出去看看，那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年轻人心里，自有一杆秤。”
”
”
这一天，结束山城的签售，沈延专门看了《新闻周刊》的回放。
看完这段话，他把心放回了肚子里。
不是因为白彦松有多厉害。
而是他背后的平台。
能在这样的节自里说出这段话，明显不是他一个人的意思。
不必妖魔化”等于是定调。
他也不是在救沈延。
沈延也没那个牛逼，这只是在引导舆论风向。
果不其然。
两天后的《南方周末》在文化版刊载了一篇深度报导。
《一张专辑与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出逃”》
此前。
沈延虽然也上了不少媒体报导，但真正的深度报导、专题报导，还是头一遭，上《南周》，也是头一回。
跟那些偏严肃的报纸一样，在这篇报导中，沈延只是一个切入话题的引子。
他这个人，从来都不是重点。
沈延？
一个写歌的，懂个屁专辑？
这篇文章，沈延也找到了原文。
很长。
好几千字，占了整整两个版面。
两个版面对比每期24—36个版，好像不多，但文化板块每期只有4—6个版。
这篇文章占了文化板块的三分之一。
很重了。
跟其他报导一样，开篇仍然是以沈延和他的新专辑为起手，接着，后续话题就拐到了背后的现实问题。
文章先用2000多字解读这一文化现象，然后又采访了六个人，以他们为样本，展现当代年轻人的生存困境。
再之后是专家访谈。
探讨一张专辑背后隐藏的社会学意义。
其中，一位北大教授的发言，被放在了访谈开篇。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娱乐事件，而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情绪表达事件，这张专辑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是因为它精准得捕捉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都市倦怠感”。
一种在高强度竞争、高度密集的城市环境中，产生的普遍性心理疲惫。
这不是华夏独有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