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穿便衣的男人在街对面站着，有的抽烟，有的把手插在裤兜里，目光不往别处看，只盯着那扇绿门。瓦尔特立刻明白，这里面正在开一场政治沙龙。至于这些便衣，就是瓦尔特在维也纳的同行，政治警察。
他在街角站了几秒，看似漫不经心的走到咖啡馆旁边的旧书摊前，低头翻了几本维也纳旅游指南。摊主是一个戴着黑色圆框眼镜的老头，正用鸡毛掸子给书本表面掸灰，嘴里哼着一段走调的轻歌剧。
在咖啡馆开门的那一刻，瓦尔特听到里面有人宣讲的一句话：“平等的选举权不应该只是报纸上的一个名词”。
又过了几分钟，一个穿深色亚麻西装的男人从咖啡馆里走出来。出来后他先抬头看了看天空，然后朝着街口走。
几个站在街对面的政治警察立刻行动起来了，但他们没上前，只是分成两批人，与西装男人保持七八步的距离，不紧不慢的跟在后头。
西装男人走到瓦尔特的旧书摊旁边时，脚步顿了一下，低头看了一本摊开的地图册，又和摊主点点头。此刻，瓦尔特就站在旁边，他能够看见对方的袖口上沾着一小点墨水。
这时瓦尔特已经可以确定，他就是维克托·阿，奥地利社民党的领袖，维也纳最有耐心的鼓动家。如今，与奥匈已成为铁杆盟友，两国的政治警察时不时也有过信息交流，情报合作。
在柏林政治科的简报里，瓦尔特也偶尔可以看到维克托·阿的名字。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工人区里，这个名字已经被反复提了十年。
与相对激进的社民党不同，阿从不号召暴动与革命，而是一遍接着一遍，不厌其烦的谈论他心目中的选举改革，讨论工人应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真正选票。
这就让奥匈帝国感觉很是头疼，那些跟着他的政治警察显然也明白这点。他们跟远不近，但始终没有上前盘问，更没有人阻止他。
阿走到街口，和一个戴毡帽的年轻人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进了另一条巷子。两个便衣加快步子跟上去，其中一个在巷口停住，回头朝咖啡馆这边扫了一眼，又继续追。
见状，瓦尔特合上了手里的旅游指南，把它放回书摊，对摊主说了声谢谢，自己就朝相反方向走去。他在维也纳只是一名普通游客，不想惹事。
星期三的早晨，瓦尔特在旅店餐厅吃早餐时，翻开了维也纳当天的《新自由报》。第三版左下角有一条短讯，他读了两遍：
“西格蒙弗洛伊士的精神分析学说，持续引起心理学界的关注。每星期三晚上7点开始，博士会在他的寓所，也就是伯格巷十九号，举办小型研讨会。参与者多为医生与学者，其讨论内容涉及梦境解析与无意识理论……”
瓦尔特放下手中的报纸，端起桌上的黑咖啡喝了一小口。不久之后，他的心中拿定了主意，打算亲自登门，同样是以医生的身份，拜会这位声名鹊起，且争议缠身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弗洛伊生。
此时的维也纳学界，弗洛伊潜意识理论不乏坚定支持，同时也饱受非议，被诸多正统医生视作荒诞可笑的伪学术。
至于瓦尔特本人，他是新行为主义学派的坚定信徒。尽管两者学术理念截然相悖，却丝毫不影响瓦尔特的探访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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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询问了咖啡馆的侍者，知道伯格巷十九号的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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