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瓦尔特曾命令杰林斯基安排人手前往德莫夫斯基住所附近，连续观察了一个礼拜。线报回来得很详细，甚至包括德莫夫斯基出门散步的路线，他家女仆每天倒垃圾的时间，以及最喜欢购买哪家面包坊的面包。
瓦尔特把上述资料摊在桌面上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付沃尔夫、彼得罗夫等人的方式，在德莫夫斯基身上根本行不通。
一个不熬夜、不酗酒、不暴食，既不嫖又不赌，生活极其自律的中年男人，那种无中生有的心脏病和脑中风，还远远不能给他带来足够的威胁。
就算成功给德莫夫斯基下了洋地黄等毒剂，但一个前提是他必须喝下足够多的烈酒来掩盖药性。毕竟，在没有酒精对药物毒性的倍增效应下，洋地黄制剂在死者体内的痕迹，会被一个足够认真负责的医生查出来。
而德莫夫斯基这种颇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一旦死得可疑，波兰人不会善罢甘休，俄国当局也会紧张起来。到时候引来的不是本区的警署，而是总督府政治处和奥赫拉纳的联合追查。最终，五人行动组，甚至是瓦尔特自己，都可能被牵扯出来。
毫无疑问，下毒的这条路目前走不通。瓦尔特合上资料，坐在暗处想了半宿。此刻来自涅瓦河上的冷风，从窗子的缝隙处钻了进来。
第二天一早，瓦尔特把陶德曼叫到了后楼的小会议室。他反手关上门，只交代了一句：“关于对德莫夫斯基的行动，不必再制造任何意外了。”
“怎么说？”陶德曼问。
瓦尔特语气平静的说：“找一个最佳的时机，用最直接、最粗暴的手段，让这个人从世上消失。而且要快，必须当场解决，还要留下足够的混乱，让波兰人自己内部互相猜忌，彼此仇恨起来。
国家民主党在波兰不是没有对头，毕苏斯基和社会党人就恨他们恨得要死。刺杀案一出，只要现场再出现几样，能够让秘密警察联想到激进派的物件，后续的调查就会被引向别的方向。”
挑动温和的国家民主党与激进的社会党爆发内讧，这本就是瓦尔特暗中筹谋的选项之一。只是埃伯施泰因伯爵对此类手段心存顾虑，特意叮嘱他：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必须确保德属波森不受波及。
陶德曼沉默片刻，问：“你计划什么时候动手？”
瓦尔特几乎没有迟疑，沉声开口：“行动必须定在五月底之前，最好是五月中旬。让杰林斯基他们继续盯紧目标，反复核对他的出行路线、作息规律。既然私下制造意外行不通，那我们就在华沙城内，做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案要案。嘿嘿，医药与化学，从来本就是一体两面。你去帮我找2公斤的棕色粉末，还有2公斤的高纯度G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