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马克西莫维奇将军的车队从另一条路进了城，没有仪仗，没有军乐，只有一个骑兵连在街口列队。
新总督刚下车，就把切尔托夫留下的将校军官，还有警察总长叫进去谈了三个钟头。紧接着，几道换防命令从总督府发出去，华沙城内的驻军频频的调动，马蹄声和炮车轮子的咯吱声，在几条主要大街上响了一天。
全城的政客、官员和外交人员，都在忙着打听新总督的脾气和走向。毫无疑问的，没有人顾得上一个税务官死在了酒馆外头。
彼得罗夫的顶头上司只好先派人去收了尸，通知了彼得罗夫的前妻和儿子，但母子俩一听说彼得罗夫生前没有留下一个卢布的财产，反倒是一大堆欠条等着偿还的时候，既不继承对方的“遗产”，也拒绝出席追悼会。
事实上，那场为彼得罗夫举办的追悼会，最后只来了税务所的三个同僚，其中一个还半路溜走了。
瓦尔特在总领馆里，听着陶德曼带回的这些消息，并不吃惊。这是他选择在总督更替当天动手的原因之一。新政体交接，军警调动，所有人都盯着上面，下面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案子自然不会引发注意。
这种时候，一个肥胖税务官的猝死，连《华沙信使报》的小边栏都上不了。陶德曼说，只有一家小报纸，在新总督到任华沙的第三天，这才刊登了一小段“普拉加区一税务官员酒后暴毙”的消息。这家报纸甚至连彼得罗夫的名字都写错了，叫“别特罗夫”。
“呵呵，好得不能再好。”瓦尔特笑着说。
这件事之后，瓦尔特对人的身体和死亡方式，有了一种近乎职业性的习惯。他开始在脑子里给每个可能构成障碍的人做“病案分析”：年龄、体型、饮食习惯、日常作息、家族病史、是否吸烟、是否喝酒、是否容易疲劳。
他在柏林大学读医时学会的那套诊断思路，如今被用在了完全不同的用途上。他越来越觉得，让一个人死在所有人意料之中，是最干净的。
越是合情合理的死亡，越没有人去追问。这是华沙，一个每天都有人被冻死、淹死、醉死、饿死，被人捅死在巷子里的地方。在俄国人的档案抽屉里，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意外卷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