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问题主要是出在两个人的身上：
一个是门房助理，叫米哈乌，本地波兰人，但俄语说得比波兰语还流利。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查看进出马车、记录来访名单。
瓦尔特注意到，上个月总领馆三次收到华沙总督府照会，每一次米哈乌都是在照会送达前半小时到岗，而按值班表的那个时间段，他本应该去休息。
陶德曼去问了两次，米哈乌都说自己“睡不着，早些过来”。毫无疑问，多余的解释，通常都有问题。不仅如此，每当米哈乌去一趟总领馆的后院，当天夜里就会出现陌生人的脚印。
另一个是后厨帮工，一个叫索菲娅的中年女人，乌克兰人，他的波兰丈夫据说死在某处华沙工厂的大骚乱里。此外，她的住处登记在维斯瓦河东岸的普拉加区，那个地方属于社会党人活动极盛的工人街区。
瓦尔特让陶德曼派人查了一下，回报说索菲娅的弟弟卡齐米日曾在一年前因非法集会入狱，罪名是散布革命传单。出狱后进了铁路修理厂，现在仍被俄国的政治警察列在严密观察名单上。
发现这两处之后，瓦尔特没有轻举妄动。
当然，他还发现了其他的奸细，主要是英国、法国，以及盟友奥匈帝国安插的暗探。当然这些暗探的工作性质，无法接触到总领事馆的敏感信息。
随后，瓦尔特让陶德曼找了个理由，将这类烂鱼烂虾统统开除了事。毕竟，总领馆里圈养了两个奸细已经够累了。
对于俄国人的暗探，瓦尔特认为留着一时，比马上赶走有用。一旦将其清除，以俄国人那种蛮横不讲理的尿性，势必会没完没了的向总领馆安插奸细。
所以将知根知底的留下来，有时候还可以给华沙总督府喂一些假消息，也可顺着他们的习惯摸清对方对总领馆的监控节奏。在某个非常时期，大家也能开诚布公的谈一谈，与华沙总督府达成某种政治交易。
毕竟，瓦尔特此次来到华沙的目的，并不是要与俄国人为敌，而是铲除波兰抵抗组织，不管是毕苏斯基的社会党，还是德莫夫斯基的国家民主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