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上旬的一天，瓦尔特照例前往外交部那边，取回了一封陶德曼从华沙总领馆发来的，走外交邮袋的信函。得益于政治司司长，荷尔斯泰因男爵的格外开恩，如今的瓦尔特可以将自己的信函带回到政治科的办公室。
当然，所有函件需瓦尔特亲自来取，也可以交由外交实习参事陶德曼代劳。只是陶德曼数周前已前往华沙，目前驻守德意志帝国驻华沙总领事馆。另外，瓦尔特已向陶德曼承诺，半年之内帮他去掉“实习”二字。
回到政治科的办公室，瓦尔特拆开信后，逐行看完，又从头看了第二遍。
陶德曼在信中说，毕苏斯基的战斗团最近在俄占波兰，靠近桑多梅日一带活动频繁。袭击的目标已经从税务所，进一步扩大到俄国邮电所和铁路小站。
依照俄国军警的内部报告，这些波兰匪徒的人数最多时也不过两三百人，打过之后立刻散成好几股，化装成农民、市民、商人和学生。
各地的俄国警察毫无办法，只能抓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关进监狱里充数，不过这样一来，就越发激起了普通波兰人的反俄情绪。
陶德曼在信中继续说道：“尤其值得注意的，这一支波兰民族主义者组建的战斗团中，有数量不详的德国籍公民……是的，这些人大都是从帝国境内偷渡过去的波兰裔。就在昨天，一名拥有帝国身份的波兰裔学生，在华沙附近遭遇到俄国警察的逮捕，理由是他为反叛分子提供了资金和情报。
依照惯例，我以帝国驻华沙总领馆的名义，向华沙总督府递交了照会，要求俄方遵照德俄领事协定，准许我方人员会见这名被捕公民，向其递送衣物与信件，同时完整告知指控罪名和关押地点。
但俄国总督府那边的答复含糊其辞，他们既不否认此人拥有德意志帝国国籍，也不肯落实领事探视权，只反复强调该人涉嫌参与颠覆帝国秩序的政治密谋，案件归属秘密警察管辖，普通外交与行政渠道无权介入。
我无意为卷入俄国境内的叛乱者辩护，而且这名学生也确有可能牵涉地下活动。然而领事保护的法理，并不关乎当事人品行是否清白，只关乎国籍的事实。若是我们听任俄国在华沙无视帝国公民身份，日后便会形成危险先例，俄国完全可以用同样逻辑，在边境上抓捕、引渡我国境内的波兰活动分子。
眼下局面十分微妙，我已经请求总领事继续跟进此案，持续向总督府施加压力。同时，我也希望科勒先生向柏林外交部呈报，建议边境加强稽查，遏制波兰激进分子从帝国领土向外渗透。
我们不能两头受损：既不能放任本国国土成为反俄暴动的补给基地，亦不能放弃对本国国民的领事庇护权利……”
“这些搞法律的，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一根筋变两头堵的话都说得出来！”看到这里，瓦尔特感觉一阵头疼，现在的他似乎后悔让毫无经验的陶德曼外出公干了。
瓦尔特本想着将陶德曼的信函直接扔到抽屉里，然后置之不理。但想了一会儿，他还是拿出信纸，给陶德曼回了一封。
瓦尔特的信函写得很短，而且信中带有训斥的意味。
“继续观察，不要轻举妄动。对反抗者的接触，仅限于华沙总领事馆内。记住了，你一旦走出总领事馆，除非是得到总领事的亲自授权，你将不会享受任何的外交豁免待遇……关于被捕学生一事，立刻马上交给领事馆方面负责。切记，这与你的职责无关！”
信函写好之后，瓦尔特递给基希：“立刻交到外交部，走明日的邮袋。”
事实上，这不是陶德曼从华沙那边邮来的第一封信，而是第三封信函。
第一封还算正常，其内容以总领事馆的情况为主。陶德曼从使领馆内部人员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其中包括俄国驻华沙的奥克瑞纳分局驻地，以及主要负责人和中层干部的相关情况，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