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中午时分，71岁的总参谋长施利芬伯爵来到现场。他来得时候非常安静，基本没有仪仗，也没有司号。一辆灰色的敞篷马车停在观礼台侧后方，大总参的几个参谋赶紧的迎了上去。
施利芬伯爵从车里出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苍老，身形清瘦，脸上沟壑分明，一双眼睛深陷在眉骨之下。和平日演习时一样，他只穿一件洗得旧了的灰色参谋外衣，衣襟上只别着窄窄一排勋表，没有华丽的大勋章。他走到观礼台最前端，手搭在栏杆上，把单片眼镜卡入眼眶，再举起望远镜望向前方。
瓦尔特注意到，施利芬看东西的速度很慢。
他看到红军步兵展开时，目光从最左翼一直追到最右翼，又回过去看辎重纵队的间距。看骑兵迂回时，他头也不转，只让望远镜慢慢跟着马队的扬尘线走。炮兵试射时，他放下望远镜，掏出怀表看了一眼。
格勒纳站在瓦尔特身边，这位总参上尉低声解释说，“他在掐时间，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要按分秒来计算。红军右翼包抄到位需要多久，蓝军预备队调动需要多久，炮兵部署就位需要多久。这些数字到最后都要严格符合他的计划。”
“所以今天在他眼里没有胜负，只有误差。”瓦尔特说。
格勒纳赞叹道：“正如西克特少校说的那样，你的确很聪明。科勒上尉，要不要考虑来我们的大总参。通过战争学院的严厉考核进入总参，也并非是唯一的路径。事实上，每年约有十分之一的参谋，是走特殊人才推荐而来的。”
格勒纳一边和瓦尔特闲聊着，一边翻开随身携带的黑皮笔记本，用铅笔飞快地写了两行。
“红蓝谁赢谁输，是裁判官给士兵看的，而总参谋长要的是数据，真实的数据。这次所有推演，骑兵、步兵、铁路、炮队，说到底都只服务于一个假设：如果我们在西线和法国开战，同时俄国在东边动员，我们有没有能力先解决一边？……
我和科勒上尉一致认为：必须首先解决法国，而不是俄国。那是因为法国国土面积相对较小，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只要占领巴黎，法国人就会投降。但俄国不会，历史已经证明，俄国人有着坚强韧性和顽强意志，哪怕丢弃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有组织的武装抵抗一定会长期存在。
这个时候，科勒上尉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庞大的俄罗斯帝国不会亡于外患，但一定死于内乱。与其动员上百万军队，几十、上百亿马克的巨额战争开销，还不如拿出五六百万马克，去扶持俄国内部的反对派势力。”
下午两点刚过，观礼台周围起了一些变化。
首先是禁卫骑兵先到了：黑盔、黑甲，马匹毛色一致，骑兵枪在阳光下排成一条长长的银线。随后是乘马侍从官、皇家旗队、几辆敞篷马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