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里，伯莎·克虏伯就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坐着刚刚返回的女仆安娜。
安娜一五一十的把整个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从在屋外走廊遇见科勒医生，自己将装有面包和水果的藤条篮交给对方，还有那个装有三十马克支票的信封，再到瓦尔特抽出本票之后的表情变化，每一处都描述得细致。
在最后，安娜很是抱怨说：“小姐您别怪我多嘴，那位科勒医生不仅拒绝见面，还在拿到那张本票时，脸上的表情就明显的不对劲了。当时我还以为他会说点什么客套话，结果什么都没说，把支票往口袋里一塞就送我出来了。”
中年女仆犹豫了一下，接着又说：“在我看来，这个人医术或许还凑合，但人品实在不怎么样。三十马克居然还嫌少，这足够一个五口之家在柏林两个月的生活开销。他大概以为自己碰上克虏伯家族，就能发大财了。”
这一期间，伯莎只是静静的听着，没有接话。她靠着车窗，目光落在街边，那一盏盏刚点亮的煤气路灯上，只是心中想着别的事。
安娜见她没有反应，小心翼翼的补充一句：“小姐，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我们以后还是不要来往了……”
今年32岁的安娜并非简单的女仆，从15年前开始，她就在贴身照顾丽莎的日常生活起居。这些年以来，安娜的工作兢兢业业，深得已过世的老克虏伯，还有母亲玛格丽特的信任，丽莎更将安娜视为亲人，而非仆役。
“科勒医生是嫌弃三十马克太少？”伯莎忽然问了一句。
安娜立刻点头回应说：“这是当然。”
伯莎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摇了摇头。“嫌钱少是肯定的，但其中的缘由应该不止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