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上述两个政治事件，政治科这边最多保持有限度的关注，也根本轮不到那几个臭名远扬的行动组和秘密警察们，再度充当“清道夫”。
费舍尔之所以要将时间限定在6月份，那是已经有证据表明，不怎么安分的社民党又在暗地里筹划着搞事情。费舍尔估计，他们会在柏林地区组织一场规模较大的抗议活动，要求改善选举制度和工人待遇。
当然，这属于左翼社民党的传统技能了，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但凡这些人不搞大规模的打砸抢，不冲击沿街的各个国家机关，不当众喊出推翻帝国与皇帝的激进口号……那么，就不是什么大事。
一战之前的大部分时候，示威者与镇压者之间，基本上就是做一做样子罢了，皇帝、内阁与各党派之间，会有政治掮客穿针引线，提前商量好。
费舍尔督察的判断，很快在外交部情报主管，冯·埃伯施泰因伯爵那里得到了印证。
“是的，冯·克莱斯特警监已前往帝国总督区，那边闹出了一点小乱子，虽说问题不大，但有点棘手……嗯，再过几天，我也要赶往斯特拉斯堡，准备与法国的情报官员，在两国边境某地，举行一次秘密会晤，其中就包括交换双方的被俘间谍。”对于自己的下属，伯爵并没有太多的隐瞒。
临走前，伯爵告诉瓦尔特，他在外交部的薪资和奖金，已在昨日打入瓦尔特在德意志商业银行的专属账号。
傍晚时分，一脸疲惫的瓦尔特，回到他在阿尔布雷希特街的住所时，发现有人在外面等着自己。走廊里站着一个中年女子，正是那天在教堂里跟着伯莎·克虏伯的女仆。此时的她手里拎着一只藤编小篮，上面还盖着一块厚实白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