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立着一尊铜像，马丁·路德左手按着德语书写的《圣经》，右手攥着一卷纸，神情严肃地望着街对面。
瓦尔特站在铜像旁边看了一会儿，然而他不是教徒，上一辈也不是。无论是死去的原主，还是现在的自己，重生以来的他，似乎还没有进过任何一座教堂的大门。无论它是天主教的，基督新教的，还是东正教的。
但另一方面，瓦尔特心中也明白，在德意志帝国的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依然保留着极其浓厚的宗教氛围。
如今的柏林市区，人口约为两百万，而170万新教徒和22万天主教徒就占据了绝对多数。与此对应的，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公务员，被视为社会道德和良好秩序的“楷模”，通常会按时参加教堂的礼拜日的活动，至少每周一次。
毕竟，教堂的钟声在每个礼拜日早上准时响遍全城，很少有人能够避开。这不仅是个人信仰的体现，也是一种维持社会关系、展示自身良好品行的“社交属性”，充分体现“政治正确”。
之前在夏洛特医院工作的时候，身为医生的瓦尔特，受到老师哈塞医生的深刻影响，属于典型的理性主义者，基本上不会参与各类宗教活动，更不会跑去教堂做礼拜。
如今的柏林，最为反对宗教的除了社民党和左派工人团体外，再就是医生、教授与学者，后者属于理性、冷静、基于科学的反宗教角色。
只是今日不同往昔，已作为“体制内一员的瓦尔特”，如果长期不去教堂，或者在重大宗教节日缺席，很可能会被上级及同僚认为“缺乏道德约束”，或是“思想偏于激进”，继而会影响未来的晋升，以及同僚对自己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