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下了楼，一前一后出了政治科大门。
今天的天气不错，不热也不冷。过了街角后，瓦尔特拐进亚历山大广场侧面的一条巷子，巷口第二家是一家咖啡厅，门面不大，里面的座位空着几桌。
瓦尔特在靠墙的位子坐下来，把随行的医生包放在桌角，抬手朝里面的老板招了一下。
“老贝克，上两杯黑咖啡，一杯加奶和两份糖，另一杯不加奶不加糖。嗯，再来一份甜点。好吧，甜点是三份!”
此刻，甘纳特已在瓦尔特对面坐下，还把警帽摘下来搁在桌面上。
瓦尔特直言不讳的说：“这里说话会比较方便一些，这家咖啡店老板的小儿子，是我在一周前，从政治科的拘留所里保释出来的。”
甘纳特“哦”了一声，没有接话，对面的瓦尔特则继续自言自语。
“那个叫奥托的小家伙，就像我们刚上大学的那副模样，拼学业、喝啤酒、唱民歌、谈恋爱，当然，血气方刚的我们有时还热衷于政治，认为自己的做作所为都是正确的，是有利于这个国家，有利于德意志民族的。如果不是老贝克恰好认识了我，他的儿子奥托此时还待在政治科的拘留所里反省。”
1904年的德意志帝国内部，柏林的政治警察对于被视为“不安分”的大学生，尤其上过“黑名单”的左翼分子，采取一套严密且严厉的管控体系。其手段涵盖了秘密监视，行政处罚，预防性逮捕，甚至是暴力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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