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失踪，是出走。”霍夫曼似乎是咬牙切齿的说道：“弗朗茨当年是在柏林大学读书，因为受到了左派学生组织的煽动，写过几篇反对皇帝与反对帝国的文章，甚至还在一份叫《自由青年》的小报上发表过诗。
上校发现之后，当即勒令他从学校退学，还准备送进柏林近郊的一家军校。为此，父子俩大吵了一架，年轻气盛的弗朗茨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霍夫曼在谈及“左派学生组织”、“反对帝国”、“反对皇帝”等几个敏感词的时候，他的语气就加重了一点，感觉有些忿忿不平。此时，警长他的下巴变得绷紧，目光扫了车厢里其他两人，但下一秒又收了回来。
甘纳特听完只是“哦”了一声，既没有附和，也没有反驳，低头保持沉默，像是政治立场对他而言和天气差不多，知道有这回事，但不太值得花时间去琢磨。属下的这种态度让霍夫曼多看了他一眼，但没有说什么。
此刻的瓦尔特似乎不愿意加入这场对话，他的目光落在窗外的街道，虽说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内心已经浮想联翩了。
在1903年的柏林，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会直接影响他的职业道路、社交圈子，甚至在某些场合决定他，还能不能继续待在这座城市里。
不过，医生这个职业给了瓦尔特一道天然的庇护。按照当时的主流观念，医生代表着科学和权威，能够救死扶伤，值得大众的尊重与信赖，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要不公开发表立场鲜明的政治言论，大多数人都愿意默认他们是立场温和的专业技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