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纳特说道这里时，又补了一句：“离婚，这意味着男爵不仅会失去对妻子财产的控制权，还将面临家族的财务崩溃。对一个老牌贵族来说，破产比出轨更致命。出轨只是丑闻，破产则是灭顶之灾。”
瓦尔特靠在床头，没有接话。
这个作案动机，比他最初猜测的“情杀”，还要复杂得多。故意杀人、提前掩盖、伪装自杀……每一步都经过计算。
毫无疑问，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番赤裸裸的利益算计。杀掉妻子之后，男爵不仅能保住妻子的巨额财产，还能以鳏夫的身份，继续维持体面的生活。
他沉默了片刻后，内心嘀咕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今天过来，除了送酬劳，警长还有一件事托我转达。”甘纳特话锋一转，“近期柏林城内各类疑难案件不断，柏林警局现有的法医人手不足，而且能力也有所欠缺。霍夫曼警长代表柏林警局，希望聘请你为红堡的兼职法医，对应不同的案件，每次酬劳标准结算为12到20马克不等。”
称呼的界限在不知不觉中消融，年轻警员对科勒博士的敬语“您”，早已变成了朋友间的“你”。
这个时期的普鲁士法医制度很差，尽管有隶属于红堡的专职法院，但那些人只会写‘死于暴力’、‘自然死亡’之类的报告，根本不会提供有价值的破案线索。在霍夫曼和甘纳特看来，没人能像科勒博士这般，从一个指甲痕看出凶手的惯用手，能从一条勒痕推断凶器形态……
“我可以接受这份兼职，考虑到目前的身体还未完全恢复，远距离的外勤工作，我恐怕无法参与。”瓦尔特实话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