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奈乌斯的那封信走了四天才到罗马。
元老院值班的书记官把信拆开看了一遍，放在了当天待议事项的最下面，前面还有港口关税修订、两桩土地纠纷和一项神庙修缮拨款。
“坎帕尼亚的逃奴？”下午例会的时候，一位老元老扫了一眼摘要，皱了皱眉。“多少人？”
“信上说数百人。”秘书答。
“占了哪里？”
“维苏威火山。”
老元老把信推到一边。“维苏威？那座秃山上连水都没有。几百个奴隶挤在上面，过几天自己就饿死了。让坎帕尼亚的人自己处理。”
会议继续讨论港口关税。
三天之后，第二封信到了，是庄园主联名派的专差快马送来的，写在上等羊皮纸上，上面盖了二十三个庄园主的私人印章。信的内容比格奈乌斯那封激烈十倍：奴隶在成片地逃跑，监工被杀，财产损失无法估量。信的末尾用了一个让元老们坐不住的词——“蔓延”。
“如果不立刻处置，”一个因庄园主联名信而被请来列席的坎帕尼亚行省代表，站在元老院台阶上说，“到了收获季，整个坎帕尼亚，没有一双手替你们摘葡萄，没有葡萄就没有酒。元老们想不想知道，罗马一年消费多少桶法勒尼亚？”
元老院终于把这件事从议程最底下翻了上来，并在当天下午做出决议：派副执法官克劳迪乌斯·格拉布鲁斯率三千人南下坎帕尼亚，将逃亡奴隶抓捕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