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会议室，也就是三个法官讨论最终结果的评议室。
杀夫案争议很大，又是杀人案，是以会择期宣判，也给出法官足够的思考和讨论时间。
方才过堂时间没超过一个小时，实则就是上诉检察官和嫌犯辩护律师各自陈述意见。
不会重新召回证人之类再审一遍，上诉法官以初审的堂上证据材料和控辩过程作为依据，更不会在误杀罪名成立的条件下，又要去思考是不是一级或者二级谋杀。
就是过一遍初审流程，再根据上诉双方的陈述，裁定上诉方该不该。
从初审本身来说，不管是证据、证人，还是双方陈词的节奏，辩方都完全占据上风。
有几名证人作证，妻子长期被丈夫家暴，甚至还有呈堂录音带，录下的就是有一次妻子被丈夫家暴的声音片段。
上诉庭，检方不能再寻找新证人或者新证据推翻这一点，这都是初审该做的。
虽然后来媒体挖出，实则该妻子本身就有受虐倾向，和情人也玩过这种虐待游戏。
但当时初审结果已经裁定妻子为误杀，而且该媒体是猎报，也不是什么权威媒体。
上诉法官在讨论案情时，也不能被这些新闻报道影响，更不能拿出新证据说事儿。
此案的三位上诉法官为周弘、大牙和首席法官莫特利。
三人讨论，本来应该资历最浅的周弘先发言，可周弘简单的摆摆手，变成了大牙先陈述意见。
“本来就是一级谋杀，审判团判决误杀已经很过分，家暴？明明是行爱游戏！”大牙明显大男子主义情结很重。
可他要继续说的时候，已经被莫特利首席打断：“你要推翻初审的事实判断？”
上诉庭要推翻初审事实判断，涉及方方面面，而且，便是检方上诉，也不是打的事实错误的点。
大牙摇摇头，“总之，我认为应该加刑期。”
上诉法官密议，确实就是可以这么任性，不过如果真较真，没任何理据就是“我以为”这种逻辑判定案件，在场的其他法官是可以投诉到司法及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也就是对司法从业人员包括律师、检察官、法官之类的品行、专业性进行评估的中立机构。
“以现有证据，维持原判吧，检方的上诉书，用本土Lna Ja案作为申诉前提，但该案已经过去很多年，初审法官量刑参考的伦敦家暴反杀案，是近期的判例。”莫特利首席看向周弘：“弘，你认为呢？”
周弘略一沉吟，“其实Lna Ja案也好，伦敦案也好，判定为B从轻，B成立的条件，都是多年持续性、反复重度家暴，案发当时正在遭受袭击。”
“本土Lna Ja案，遭受丈夫长达 9年身体、性、经济、精神虐待，如此，也判了8年刑期。”
“而根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本案案犯和受害者，结婚还不满两年。”
“很难说这样短的婚期符合B的条件，初审时，也没心理医生专家出具案犯具有B特征（受虐妇女综合征）的报告。”
“陪审团做出的判决，实际是采信了辩方故事，默认案犯具有B特征。”
“所以，三年刑期的话，我认为很不正常，这个判例一旦成，会给本地司法造成很大混乱，尤其伯利兹主体族群还是很保守的，我们作为外来法官，也要考虑本地民俗。”
莫特利首席微微蹙眉：“你认为陪审团判错了？”
周弘笑笑：“陪审团当然错了，被辩方律师的辩论技巧引导，但我提出加刑期的理由，和陪审团怎么判断没任何关系，不是吗？”
莫特利首席沉默，确实，周弘提出的是判例引用方面，两者的条件不同，并不具有参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