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速读谷

菜单

李寻调整了一下坐姿。

“定价权这个词,在经济学的教科书里有一个标准定义。

定价权是指一个市场主体在不失去市场份额的前提下,对产品价格的决定能力,但在时尚产业,这个定义需要被重新解释。”

“时尚产业的定价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产品定价权——你能不能用你自己的品牌名字来给一件衣服、一只手袋、一双鞋子标价,而不是以材料成本加上一个固定的利润率为标价依据。

这个层次的定价权,爱马仕有,香奈儿有,也有。

华夏的羊绒品牌鄂尔多斯有最好的羊绒原料,但他们不敢把一件羊绒大衣标到lpana的价格。

不是因为他们的羊绒比lpana差,而是因为鄂尔多斯这四个字在消费者的认知里,不具备标那个价格的能力。”

“第二个层次,是审美定价权。

你能不能定义什么是美,什么是高级,什么是值向往的生活方式。

这个层次的定价权掌握在巴黎手里,掌握在米兰手里,当香奈儿在2008年推出手工坊高定系列的时候,全球的时尚媒体不需要任何解释就能理解这个系列的价值。

但如果一个华夏品牌推出一个以华夏文化以及技术为核心的高定系列,全球媒体需要一大段背景介绍才能勉强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段背景介绍的存在本身,就是审美定价权缺失的证明。”

“第三个层次,是话语定价权,谁有权决定一个设计师是否重要,一场秀是否成功,一个趋势是否值被追随。目前的现状是,这个话语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欧洲时尚媒体手里。《vu》巴黎的主编说一个设计师值关注,这个设计师就值关注。

《vu》不报道,这个设计师在全球时尚版图上就几乎不存在,这不是一个媒体偏好的问题,这是一个权力结构的问题。”

李寻的右手食指在茶几边缘上轻轻点了一下。

“当我说出定价权这三个字的时候,我指的不是某一个层次的定价权,而是这三个层次的总和。

华夏时尚产业面临的问题,不是某个局部环节的薄弱,而是整个定价权体系的缺失。

你要补上这个体系,就不能只做一件事。

你要同时改变消费者的认知、媒体的判断标准、买手的选择逻辑、资本的投资方向、设计教育的课程设置……”

“您说过定价权需要有人去争取,不是等来的,这个争字——您能说更具体一些吗?在您的理解里,定价权到底应该怎么去争?”

“争定价权的第一步,不是冲出去跟别人争,是先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李寻的语气没有变化,语速也没有变化,但用词的直接程度比刚才提高了一档。

“你做一个包,走线都走不直,五金件用三次就掉色,皮料选的是次等皮,然后你说你要跟爱马仕争定价权,这不是争,这是幻想。”

“亚洲时尚产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一个普遍的心理惯性,我们觉自己的东西不够好,所以只能卖低价。

这个逻辑表面上看是合理的,但它的因果关系恰恰是反的。

你不是因为东西不够好所以卖低价,而是因为你卖了太久的低价,所以没有利润空间去把东西做好。”

“一件衣服卖两百块,你的利润空间是四十块。

四十块的利润空间决定了你能用的面料的品质上限、你能请的裁缝的技术水平上限、你能投入的设计时间上限。

所有这些上限叠加在一起,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件上限为两百块的衣服。

然后你拿着这件衣服去跟消费者说,你看,我已经尽力了,但消费者不需要一件你已经尽力了的东西,消费者需要的是一件真正好的东西。”

“所以争定价权的第一步,是敢于在成本上做加法,而不是永远在做减法。

你先把品质做到让自己满意,然后再去考虑价格。

这个逻辑逆转过来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消费者是愿意为好东西付钱的,不是所有消费者,但高端消费者绝对愿意。”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是在好东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可以被识别的设计语言。”

李寻的手指在空气中画了一个小圆圈,然后停下来继续开口。

“什么叫可以被识别的设计语言?就是说,当消费者看到一件衣服、一只手袋、一双鞋子的时候,不用看l就能知道这是哪个品牌道艺术总监设计的。

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设计语言本身的成熟度,你的廓形、你的面料选择、你的色彩体系、你的细节处理方式,这些东西要有内在的一致性,不能今天是极简主义明天是巴洛克。

简单来说,你要有才华……

第二个条件是设计语言的持续性,你不能只做一季,你要用三季、五季、十季来反复强化同一个设计语言,直到它在消费者的认知里形成一个固定的符号。”

“我们的设计师在这两个方面都很薄弱。

因为缺乏坚持的条件,你做了一个系列,市场反馈不好,品牌方立刻要求你下一季换一个风格。

你再做一个系列,买手不订货,你就不不放弃原来的方向,转去做更商业化的设计。

连续三季之后,你的设计语言就散掉了,一个散掉了的设计语言,是没有定价权的。”

顾维明的手指在笔记本上停顿了一下。

这个分析是精准的,很多设计师面临的问题,不是做不出好的设计,而是好的设计很难被持续地做下去。

市场的压力、品牌方的压力、买手体系的保守,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让新设计师的设计语言无法扎根的环境。

“第三步呢?”

“第三步,是争夺媒体话语权,定价权的最后一个堡垒,是媒体话语权。

你有了好产品,有了成熟的、可识别的设计语言,但如果全球时尚媒体不报道你,不讨论你,不把你的作品放在封面故事里,你在全球时尚版图上的存在感就是零,这不是产品的问题,这是话语权的问题。”

“目前全球时尚媒体的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掌握在欧洲手里。《vu》巴黎、《vu》美国、《vu》英国、《》杂志、《numé》、《-》——这些媒体的总部都在欧洲,主编都是欧美人,他们的审美标准是欧洲标准,他们的价值判断是欧洲价值。

我不是说欧洲标准不对,我是说只有一套标准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非洲有非洲的审美,亚洲有亚洲的审美,不同的文化土壤应该长出不同的审美标准,而不是所有的审美标准都要经过巴黎的认证才能生效。”

“要改变这一点,不能靠等待,等欧洲媒体主动关注亚洲设计师,等到世界末日也等不到。

你需要主动出击,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培养自己的评论家群体、打造自己的话语平台。

日本在八十年代做过类似的尝试,《japan》的创刊就是一个例子,但这个尝试没有持续下去,因为泡沫经济破灭之后资本退潮了。

韩国在2000年代也做过尝试,但韩国的市场规模太小,支撑不起一个独立于欧洲之外的话语体系。

华夏不一样,华夏有足够大的内需市场,有足够多的设计人才储备,有正在快速成熟的时尚消费群体,这三个条件加在一起,意味着华夏有机会建立一个不完全依赖欧洲时尚媒体的话语体系。”

顾维明抬起头,推了一下眼镜。

“李先生,您刚才说——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培养自己的评论家群体、打造自己的话语平台,这三句话单独拎出来看,每一项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如果让您只选一个最先需要突破的环节,您会选哪个?”

“评论家。”

李寻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

“为什么?”

“因为评论家是话语权的源头。

你去看《vu》巴黎和《vu》美国的历史,这两本杂志之所以能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掌握全球时尚话语权,不是因为他们广告多、发行量大,而是因为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时尚评论家。

anavlan、annantu、accntn、uzymnk……

这些人不是靠拍广告商的马屁来建立自己的权威的,他们靠的是自己独立的审美判断和对产业的深度理解。

anavlan在《hap‘bazaa》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比基尼的文章,把那件泳衣描述为二十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服装发明,这个判断放在今天来看依然成立。

这就是评论家的力量,他们不只是在描述时尚,他们是在定义什么是重要的。”

“华夏时尚目前不缺设计师,因为未来有我在,但是缺乏高层级的评论家,以及代表性的媒体。

我们的时尚编辑能写华丽的形容词,能把一件衣服的面料成分和设计灵感从头到尾描述一遍,但很少有人能站出来说,这场秀很重要,原因是这个……

这个设计师值关注,因为他的设计语言解决了某个产业层面的问题。

这种判断力不是靠背品牌历史背出来的,是靠长期深入产业现场、长期和设计师对话、长期观察全球时尚趋势的变化逻辑来积累的。

你如果没有这种判断力,你就只能跟在欧洲媒体后面做跟屁虫,人家说什么你说什么。”

“李先生,您刚才这番话,对华夏时尚媒体的批评是很直接的。”

“如果不直接,就没有意义,我不喜欢用外交辞令来讨论产业问题,产业问题是需要被解决的,解决问题需要先把问题看清楚,看清楚的前提是不回避问题。”

“那么我想追问一句,在您的观察里,华夏时尚媒体的跟屁虫现象,根源是什么?是因为媒体人自身的能力不足,还是因为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

“结构性原因。”

李寻的回答依旧是即时的,没有任何停顿。

“华夏时尚媒体的跟风式报道,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媒体人自身能力的不足。

上一页目录下一页

相关小说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