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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重新亮起,陆明渊的目光落在了试卷之上。

一共五道大题。

第一道题目,便气象万千,颇为宏大。

“礼乐,治之本也,其创制可得而闻乎?政令,治之具也,其立法可得而论乎?”

这道题,看似空泛,实则暗藏机锋。

它考验的,是考生对于“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之间关系的理解。

一个不慎,便会落入空谈心性,或是迷信严刑峻法的窠臼。

陆明渊的嘴角,却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他几乎没有思索,便有了破题之法。

他提笔写道:礼乐者,国之堤坝也;政令者,渠中之流水也。

无堤坝,则洪水滔天,民无所依;无流水,则堤坝空设,田园干涸。二者,体用合一,缺一不可。

他从“体”与“用”的角度,直接点明了礼乐与政令的根本关系,立意便高出寻常答卷一筹。

随即,他引上古三代之治,论礼乐如何从人心出发,凝聚共识,形成社会秩序的根基。

又引秦汉之变,论政令如何将这秩序具象化,成为治理国家的工具。

第二道题,则回归到了民生根本。

“农桑所以养民也,限田、均田、口分、世业,何以定其制乎?”

土地,是王朝的命脉。

历朝历代的兴衰,几乎都与土地制度的成败息息相关。

陆明渊对此早有腹稿。

他深知,任何单一的土地制度,都无法适应大乾王朝辽阔疆域下复杂的地理与人文环境。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土地之策,当因地制宜,不可一概而论。

“江南鱼米之乡,商贸繁盛,当行‘田骨田皮’之法,以促流转,增其效益。”

“北方苦寒之地,地广人稀,当行‘军屯民垦’之策,以固边防,养其生息……”

答完前两题,陆明渊稍稍活动了一下手腕,目光投向了第三题。

这一题,考的是时政。

“去年,陕西行省,鞑靼部入寇,掠粮草三十万石,军民死伤甚重。问:何以处之?”

看到这道题,陆明渊的眼神陡然变得锐利起来。

他想起了林瀚文书房里那张巨大的舆图,想起了林瀚文指着北境边墙时,对自己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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