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他身为户部尚书，却眼睁睁看着自己这个侍郎将三部衙给出去，原来原因在这儿呢！
曾布忽而有些迷糊：今日这事儿是怎么起来的？
哦，是刘挚那贱人！
若非刘挚那贱人弹劾苏允，哪里会提到此事？
曾布顿时有些恼怒看向刘挚，却见刘挚一脸肃然，顿时脑袋一醒：嘿嘿，他们蜀朔斗法，自己凑什么热闹啊。
近来旧党大规模回归，一开始大家都是弹冠相庆，庆贺废除新法，贬谪新法大臣，众正盈朝，但时日稍微一长，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出来了。
曾布乃是从新法那边叛变过来的，因此旧党们都防着他呢，而也因此他算是置身事外看得清楚。
如今朝廷旧党已经有些形成派系的迹象了。
在曾布看来，如今朝廷已经形成蜀、洛、朔三党，三党因为行事风格以及政见不同，已经渐渐有所对抗了。
洛党的政见，与王安石多有异同。
他们也像王安石那样，主张以理想来改造现实，他们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谓“王道”的典范唐虞三代。
不仅在理想方面，在具体主张方面也是这样。
比如王安石以为：“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
程颢则以为：“今师学废而道德不一，……秀民不养于学校而人才多废。”
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看法完全一致。
程颢曾上神宗书，其中有关井田、兵归于农、帝王必立师傅等等的主张，也多与王安石一致。
熙宁二年程颢参与考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就是因为有相同认识的基础。
不过洛党与王安石也有不同，比如王安石特重法，而洛党偏重人。程颐曾说：“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
而蜀党则是以苏轼为首，对政事的看法较洛党柔软，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所以他们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
原本这两党领袖之间只是因为趣味、性格表现不同，比如洛党领袖程颐“不欲为闲言语”，援古句“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说作诗是浪费生命，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个字上”。
蜀党领袖苏轼则极好词采，以为“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性格上更是大相径庭，程颐严肃有余，完全没有幽默感，苏轼则是在诗文书画诸方面都极显才华的大才子，性格中“活泼”的成分也较多。
不过这些不同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但曾布最近听说因为苏允成为官家侍讲一事，蜀洛两党之间产生了一场直接的对决，这场对决之后，洛党最近对蜀党意见极大。
朔党不同于洛党之处，在于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所以较重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