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仲裁员追责制度,如果发现其在工作中存在重大错误、舞弊或严重不公,将受到严厉的贡献积分惩罚,乃至永久剥夺其仲裁资格并公示。
此外,允许在获得一定数量成员联合支持的前提下,对于存在广泛争议的典型裁决发起‘集体复议’,由更高层级的委员会重新审视。”
“第四个问题,对于‘最低生命体征份额’……”
她停顿了一下,尽量让自己的表述更精确:“我认为是指维持个体生物机能不因饥饿、缺水、基础疾病而直接死亡的最低限度。这需要根据个体的年龄、性别、基础代谢率设定浮动区间,但核心是‘维持生命’,而非‘维持健康’、‘维持舒适’或‘维护尊严’。”
“定量上,它应是一组经过科学测算的底线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满足基础代谢所需的最低有效卡路里、基础洁净饮水量、预防特定缺乏症的基础维生素与矿物质配给、用于处理最常见外伤或感染的基础药物,以及最简陋的集体庇护所中的基本居住权——仅能遮风挡雨,算不上特别隐私或舒适。”
她还特别补充道:“这一标准不该是僵化的数字。它必须依据群体当时掌握的可分配资源总量、消耗速率以及外部环境压力进行动态调整。调整权可授予一个由技术官员与随机抽选的民众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
但任何下调决定,都必须伴随公开的、详实的危机状态宣告,阐明必要性。同时,调整需遵循一条铁律:贡献者的基本份额,其下调优先级必须低于、且幅度必须小于无贡献或低贡献者。这既是效率原则的体现,也是对‘贡献’价值的根本维护。”
随着柳潇的阐述结束,电子屏幕再次刷新,问题直指制度在极端压力下的本质与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