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子早已屏住了呼吸，眼睛在师兄和苏凌之间来回转动，脸上惯有的惫懒之色尽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罕见的凝重。他知道，师兄这番话，已是将最尖锐、最核心、也最敏感的问题，赤裸裸地摆在了台面上。
这已不仅仅是在质疑苏凌查案的动机，更是在质问苏凌背后那位权倾朝野的萧丞相的真实意图，甚至是在拷问这场轰轰烈烈的“彻查”，其本质究竟是一场迟来的正义审判，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作秀和政治清洗的前奏？
苏凌迎视着策慈那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目光，脸上的那丝淡淡笑意，终于缓缓收敛。
他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消化这直指核心的诘问，又似乎在权衡如何回应。
室内的灯火，在他幽深的眼眸中，跳动着一簇微小而坚定的光芒。
苏凌其实心中暗赞策慈眼光之老辣，剖析之精准。
这位道门魁首看似超然物外，实则对朝堂局势、权力博弈的洞察，堪称入木三分。
他虽未点破萧元彻可能的所有布局，但“借此机会清除异己、为日后请赏铺路”的论断，已极为接近核心——萧元彻在战事将定未定之际急调他回京，名为查案整肃，实为一次深度的政治侦察与提前布局。
既要借旧案铲除孔、丁等明面上的对手，更要借此良机，摸清京都各方势力在战后权力重新洗牌前的真实立场与动向，尤其是对沈济舟的处置以及对萧元彻本人可能的封赏会持何种态度，从而为萧元彻班师回朝后的“叙功”与更进一步的动作，扫清舆论障碍，铺平道路。
就苏凌个人而言，他对此并无抵触，甚至视为一次难得的机遇。
彻查旧案，还冤死者公道，整饬吏治，这本就符合他心中的道义与为官准则，是“不违本心”之举。
而此案牵连之广，几乎将萧元彻的主要政敌——孔鹤臣、丁士桢及其背后的清流、部分保皇势力，乃至外藩强藩沈济舟、钱仲谋等——悉数网罗其中。
一旦查实，便可凭借国法纲纪，名正言顺地将这些盘根错节的敌对势力予以沉重打击甚至连根拔起。
这既能实现司法正义，又能完美达成萧元彻的政治意图，可谓一举两得，公私两便。
铲除的这些“异己”，也确实多是蠹国害民之徒，于国于民皆有害无益，苏凌动起手来更无心理负担。
然而，心中了然是一回事，嘴上承认又是另一回事。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于，许多事情可以做，甚至必须做，但却万万不能说破，尤其不能由执行者之口承认其背后的政治算计。
一旦承认，便是授人以柄，将自身从“秉公执法”的执剑人，降格为“党同伐异”的政治打手，道义高地尽失，也会给对手攻击萧元彻“借案铲除异己、打击政敌”提供确凿口实。
因此，面对策慈这近乎直指核心的诘问，苏凌绝不能承认。
苏凌只是淡淡一笑，仍旧是之前那套词，说道：“苏某区区将兵长史，人微言轻，我只知道受命办好自己的差使，至于办好差使之后，牵扯了谁，又得罪了谁，自然不是苏某能够考虑和解决的......”
“善后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置涉及的各方，那是那些大佬们和丞相之间的事......”
“这神仙打架，苏某一个小小的凡人，自然是站的越远越好的......”
苏凌的回应展现出了极高的语言艺术与政治智慧。
他首先以“区区将兵长史，人微言轻”自谦，刻意降低自身在宏大棋局中的份量，暗示自己仅是执行环节的一枚棋子，而非布局的棋手。这是实情，相比萧元彻，他确是执行者，也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姿态。
接着，他将“奉命办差”与“差事后果”不动声色的进行了巧妙切割。
“办好自己的差使”是职责所在，光明正大，无可指摘。而差事办妥后，“牵扯了谁，得罪了谁”，则被他定义为“不是自己能够考虑和解决的”后续问题。
这便将查案可能引发的政治风暴，从个人动机层面剥离出去，归咎于案件本身牵涉太广的客观现实，而非他主观上欲借此打击谁。
最后，他用“神仙打架，凡人站远”的生动比喻，进一步将自己从复杂的派系博弈中摘出。
暗示朝堂高层之间的较量，非他一个“凡人”所能置喙与参与，他只需做好分内事，然后明哲保身。
这既委婉否定了策慈关于他“另有所图”的指控——言外之意：我都想躲远了，何来主动参与政治算计？，又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政治变动留下了回旋余地——无论结果如何，都是“神仙”们的事，与他这“办差”的凡人无关。
尤为关键的是，他通篇回答的落脚点，始终牢牢扣在“查案子”这个合法、合理、合情的出发点上。
无论是自谦、切割还是撇清，最终都服务于“我只是在尽职查案”这个核心表述。
这使得他的回应根基扎实，无懈可击。
即便策慈心知肚明其背后必有萧元彻的政治图谋，也无法从苏凌这番话中找到任何承认此意图的把柄。
苏凌成功地将一个可能充满政治风险的质问，化解为对自身职责的强调和对高层博弈的回避，既未否认查案可能带来的政治效果事实上也无法否认，又未承认任何超出职责的个人或派系动机，可谓滴水不漏。
他从容地从策慈犀利的言语锋刃下全身而退，让策慈的旁敲侧击如同打在了棉花上，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正面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