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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官员与贪腐奢靡划清界限,要么朝廷与其划清界限。

面对强势的朱允炆,面对辛苦一个月搬过来的新家,面对官途与未来,所有官员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异口同声支持受贿罪与行贿罪同刑。

两个旨意一起跑出来,谁不听话就“精简”了你,反正朝廷愁着“裁员”人选,你自己跳出来,反而让吏部省了事。

再说了,受贿罪、行贿罪同刑为啥你不支持,你小子是受贿了还是行贿了?干干净净做人,清清白白做事,你怕同刑干嘛?

虽说这次精简衙署、削减官员主要是针对各行省府州县,但在京官员也是能减少一些的。

前面两道旨意涉官场,第三道旨意关注的则是百姓。

经户部尚书夏原吉提请,朱允炆下旨,百姓夏税、秋税基准调整为二十二税一,山区、不适宜耕种之地,以其他货物折色,税率基准调整为二十五税一。

迁都最惠民的不是什么大赦天下,朱允炆不喜欢搞大赦,被关押起来必然是有原因的,不分青红皂白放出去,对受害人不公平。但“乔迁之喜”又不能不表示,索性惠民天下,降低农税。

虽说税降的幅度不大,但细微的下调更显理性与持续,既不会影响大明财政基础,也不会造成让降税成为昙花一现。

官员关注第一条旨意,商人关注第二条旨意,百姓关注第三条旨意。

朱允炆迁都三把火烧了起来,官员开始收敛,商人开始回归纯粹的商业,百姓开始欢呼。

朝廷的效率很快,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一干衙署纷纷开门,官员安置到位,北京这个新的大明帝都开始了有序运转,传递文书的驿使日渐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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