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两人的唇即將相触的瞬间,叶柯口袋里的手机不合时宜的响起。
是温情打来催他们回酒店的,要去影节宫做首映前的最后准备了————
十五日上午的媒体发布会,叶柯带领主演团队出现在电影宫的新闻发布厅。
这个能够容纳三百人的发布厅早已被各国记者挤得水泄不通,后排的摄像师们不得不架起三脚架。
《好莱坞报导》的资深记者莎拉·李第一个举手提问:“叶导演,您在影片中巧妙的运用了气味这一隱喻,能否谈谈这个创意的来源?”
叶柯调整了一下面前的话筒,从容应答:“这个灵感来自於我的童年记忆。
小时候住沿海,每到梅雨季节,不同楼层就会瀰漫著不同的气味,地下室是霉味,一楼是饭菜香,高层则是清新的空气。
这些气味无形中划分了人们的生存空间。”
一位法国《电影手册》的记者接著向范煒提问:“您如何詮释这个底层父亲的隱忍与尊严?
”
范煒推了推眼镜,用他特有的节奏缓慢回答:“在准备角色时,我想起我老家的一个邻居。他是个环卫工人,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工作,却总要把制服洗得乾乾净净。
他总把好东西留给孩子,自己啃干馒头时还得笑著说不饿。
我就把这种苦放进角色里,让观眾能感受到那些说不出口的爱。”
宋单单接过话筒补充道:“叶导在片场一直提醒我们,不要演穷,要演想活著。这四个字就是所有角色的根。”
她说话时手势丰富,表情生动,引得台下不时响起轻笑声,“记得有场戏,我要在雨中捡拾被水泡烂的纸箱,叶导让我想像那是孩子下学期的学费,那种迫切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毕竟我儿子巴图还在读书。”
当一位美国记者问及影片中的阶层隱喻时,叶柯调整了一下面前的话筒,“我不想做简单的道德批判,只想呈现生活的真实。
就像宋嘉演的房东太太,她不是坏人,只是从未见过的下室的潮湿。单单姐的角色也不是弱者,她有扛起整个家的韧性。
阶层之间的隔阂,往往源於彼此看不见的生活。”
日本《电影旬报》的记者向周咚雨提问:“作为年轻演员,你是如何把握那个在贫困中依然保持尊严的女儿角色的?”
周咚雨握著话筒的手微微发抖,声音却清澈坚定:“叶导让我观察酒店服务员的眼神,那些女孩在与客人对话时,目光会不自觉的飘向地面。
这种细微的肢体语言,比任何台词都更能表达角色的內心。
我还去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了两周义工,那些孩子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眼睛里依然有光。
苏有鹏在一旁点头,补充道:“作为演员,我们不是在表演贫穷,而是在表演尊严。
即使在最困顿的环境中,人也从未放弃过的尊严。
叶导要求我们在表演时,即使角色身处困境,脊樑也必须是挺直的。”
发布会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记者们的提问从电影技法延伸到社会议题,再深入到每个角色的內心世界。
叶柯团队对每个问题都给予了真诚而深入的回答,现场不时爆发出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转眼就到了十七日。
露天放映场设在坎城附近的一个海滨广场。
这个原本计划容纳八百人的场地,最终挤进了近两千名观眾。
组委会不得不临时加装了两块大屏幕,仍然满足不了热情观眾的需求。
夜幕降临后,海风轻轻吹拂著巨大的银幕。
《寄生虫》在这个更为宽鬆的环境下再次放映,却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影片中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来临时,观眾席中传来阵阵压抑的抽泣声。
宋单单和范煒在泥水中抢救家当的镜头,让一位中年男子忍不住摘下眼镜擦拭泪水。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祖父。”
一位坐在前排的义大利观眾对他的同伴说,“他曾经也是那样,在洪水中拼命抢救那点微薄的家当。”
而当周咚雨饰演的女儿悄悄把自己的饭拨给弟弟时,一位妇女低声对她的同伴说:“这让我想起了我母亲的故事。她总是假装吃饱了,把食物留给我们。”
映后交流环节,一位头髮白的法国老人握著叶柯的手,声音哽咽:“你们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巴黎郊区的移民家庭。
我曾在红十字会工作过二十年,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原来全世界的生存都一样动人。”
更令人动容的是一位来自巴西的观眾,他通过翻译说:“在里约热內卢的贫民窟,我见过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你们把他们的尊严拍出来了,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这是一面镜子。”
宋单单通过翻译听懂了这番话,眼眶瞬间湿润,她走上前给了老人一个拥抱,这个跨越文化的举动引得现场掌声雷动。
范煒也难得的主动发言:“艺术没有国界,情感是相通的。感谢大家看懂了我们要表达的东西。”
当晚回到酒店,叶柯收到了吕克·贝松发来的消息:“今晚和几位评委共进晚餐,他们对你平衡细腻与力量的导演手法评价很高。
於佩尔特別讚赏你对待角色的公正一没有英雄与反派,只有被困在各自命运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