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其“秀才”功名和本地人的熟悉身份，被委派协助文书与宣讲工作。
任务是将光复军那些文终终的政令条文，“翻译”成更接地气、妇孺都能懂的金华土话，深入街坊邻里，掰开揉碎地讲解“分田是怎么回事”、“公卖所粮价为何能稳住”、“乡公所怎么选人”。
他做事认真，甚至主动将自家已被赎买，甚至即将分配的部分田产情况公之于众，以示表率。
此举在金华士绅圈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私下的咒骂自然不会少，“背祖忘宗”、“斯文扫地”、“投效反贼”是常见的评语。
但也有些人家，开始悄悄派人去民事处外围打听，或借着领粥、登记的机会，旁敲侧击新政细节。
尤其是赎买田产的价格、支付方式，以及“投资工商”究竟有哪些门路和保障。
心中的天平，在现实利害、家族前途与隐约的时代浪潮面前，开始难以抑制地摇摆。
张之洞将这一切变化，都细细记录在随身携带的硬皮笔记本上。
他敏锐地察觉到，当百姓最基础、最原始的“口腹之安”得到切实保障，当“不抢掠、不滥杀、买卖公平”的承诺被日复一日、毫无折扣的行动反复证实时。
某种更深层、更微妙的变化，开始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中悄然发生。
人们不再仅仅是蜷缩在门后、被动等待救济或灾难降临的沉默客体。
开始有人，在巡逻队经过时，大着胆子上前，反映一些“小事”。
比如东城某条巷子的公用水井，疑似被溃逃的楚军溃兵扔进了死猫死狗，水质发臭。
比如西市某个原本欺行霸市的地痞，虽然不敢明抢，却暗中威胁小商户“不得与光复军走得太近”。
又比如南街尾那间塌了半边的破屋里，还有个卧病在床、无人照料的孤寡老翁，恐怕等不及集中发放救济————
事情都很琐碎，甚至算不上“案件”，但它们传递出的信号却不容忽视。
一种微弱的、新生的名为“主人翁”的意识，正在战火的余烬与饥饿的恐惧褪去后，于这片土地上怯生生地探出头来。
他们开始尝试信任这支新的力量，并试图藉助这力量，来维护自己眼中那一点点可怜的“公序”与“良知”。
与此同时，相比于民事上的怀柔政策，军方的行动以一种雷厉风行甚至堪称冷酷的姿态，在更广阔的浙西乡野间展开。
谭绍光的第四师在短暂休整补充后，并未全力追击早已溃散无踪的刘典残部，而是依照余忠扶的命令，以一部精锐轻装疾进，直插严州府方向，兵锋遥指富江春畔的桐庐。
行军途中，他们毫不掩饰意图，公开打出“光复严州，安定地方，驱逐鞑虏”的旗号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