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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5月25日，巴黎从沉睡中醒来的时候，所有报亭前都排起了长队。
《小巴黎人报》头版用了一整版刊登莱昂纳尔在维克多·雨果大道130号门前的演讲全文。标题是加粗的黑体字：《“他们想把雨果从穷人那里偷走”》。
报纸在早上七点就被抢购一空。报童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边跑一边喊：“号外！索雷尔先生怒斥政府！“作家最危险的命运是被权力拥抱’！”
蒙马特高地的一间咖啡馆里，一份报纸摊在桌上，有人大声朗诵着。
当念到“政府想从穷人那里把雨果先生偷走”的时候，一个老工人一拍桌子：“说得对！雨果先生的钱给了穷人，他们倒好，拿十万法郎摆排场！”
拉丁区的一间学生公寓里，几个索邦的大学生围着桌子讨论。
其中一个拿着《小巴黎人报》念道：““如果接受了他们的安排，那么从此以后，在法国，一位作家最危险的命运，不是被权力迫害，而是被权力深情地拥抱，直至成为它的一部分。’”
念完他擡起头：“大家都明白索雷尔这话什么意思吧？”
“当然明白！意思就是政府想把雨果变成他们的招牌。”另一个学生说，“好让自己那些肮脏的勾当都变成光鲜的功绩。”
第一个学生点了点头：“有道理。所以索雷尔说他们“想从穷人那里偷走雨果’。”
“对。雨果的遗嘱写得清清楚楚，他要用穷人的灵车。政府偏要搞国葬，这不是偷是什么？”旁边一直没说话的一个高年级学生冷笑了一声：“你们真以为政府在乎雨果的遗嘱？他们在乎的是葬礼那天，全世界的报纸都会登出“法国为雨果举行国葬’的消息。这才是他们要的。”
“那就让他们办不成！”
波旁宫的总理办公室里，亨利·布里松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好几份报纸，不过每一份的头版都让他血压往上升。
内政部长亨利·阿兰-塔尔热坐在他对面，脸色也不好看。葬礼委员会的新任主席朱尔·西蒙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份电报。
“现在外面怎么说？”布里松问。
阿兰-塔尔热叹了口气：“《费加罗》《小巴黎人》《世纪报》《吉尔·布拉斯》，还有外省的报纸，全都登了索雷尔那番话。尤其是“偷走’和“最危险的命运’那两句，到处都在传。”
布里松一拳砸在桌上：“他就那么几句话，把我们全盘的计划都搅乱了。”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朱尔·西蒙开口了，“我们要想下一步怎么办。”作为前公共教育与美术部长，他说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阿兰-塔尔热看了看布里松：“要不……调整一下？葬礼规格降一降？”
“不行。”布里松斩钉截铁，“议会已经通过了国葬决议，十万法郎的预算也批了。现在降规格，全法国都会说我们被索雷尔吓住了。”
朱尔·西蒙点了点头：“我同意。国葬必须办，而且要办得体面。但我们得换个说法。”
“什么说法？”
“对外就说，我们尊重雨果先生的遗愿，所以葬礼会保持简朴。但凯旋门的布置、先贤祠的安葬，这些都是国家表达敬意的方式，不矛盾。”
阿兰-塔尔热想了想：“这个说法可以。但洛克罗伊夫人那边怎么办？她手里有雨果的亲笔遗嘱，而她现在只相信索雷尔那个混蛋！”
布里松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圈，才开口：“他们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关键是，葬礼需要组织。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没有军队引导人流，没有市政部门协调交通……
两百万人涌进葬礼现场会是什么后果？踩踏、斗殴、混乱！这一点毋庸置疑！”
他转过身看着几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按原计划推进。凯旋门照常布置，先贤祠照常改造。索雷尔要办他的“穷人的葬礼’，那就让他办。但我们不配合，看他怎么收场。”
阿兰-塔尔热眼睛亮了一下：“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没有政府，他们连路都封不住。到时候出了乱子，我们正好接手。而且我们可以把责任推到索雷尔他们身上一一是他们非要违背政府安排，才导致葬礼失控。”
朱尔·西蒙想了想：“这确实有可能……但万一没有乱子呢？”
布里松冷笑了一声：“两百万人，没有组织，怎么可能不乱？你见过哪次大规模集会没有组织好，然后还不出事的？”
阿兰-塔尔热这时插了一句：“我听说索雷尔跟保罗·拉法格关系不错。如果拉法格的工人党介入组织，也许真能稳住场面。”
布里松摆了摆手：“拉法格今年年初就因为鼓动革命被关进去了，现在还在圣佩拉吉监狱待着呢。他出不来。”
“就算他不在监狱里，他也不会帮索雷尔这个忙。”朱尔·西蒙忽然说了一句。
布里松和阿兰-塔尔热都看向他。
朱尔·西蒙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你们不知道拉法格怎么评价雨果？”
“怎么评价？”
“拉法格说，雨果是个“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用华丽的辞藻和廉价的感伤主义掩盖阶级本质，是“所有骗子中最大、最反动的一个’。这是他的原话。”
阿兰-塔尔热愣了一下：“他真这么说？”
“当然是真的。所以拉法格和他的工人党根本不会来给雨果办葬礼。不捣乱就不错了。”
布里松听完，脸上露出了笑容：“那我们就更不用担心了。索雷尔连组织人手都凑不齐，拿什么跟我们斗？”
阿兰-塔尔热也跟着笑了：“看来这场葬礼，最后还是得我们接手。”
布里松重新坐回椅子上：“就这样定了吧。凯旋门的布置继续，先贤祠的改造加快。索雷尔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只管把该做的事做好。葬礼那天，巴黎的街头会证明谁才是对的。”
当天下午，政府的工作照常推进。
星形广场上，工人们开始往凯旋门上挂巨大的黑底金边帷幔。帷幔从拱顶一直垂到地面，把整座凯旋门包裹得像一个披着丧服的巨人。
帷幔上缀满了盾形纹章，每一枚都刻着雨果一部作品的名字一一《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静观集》《历代传说》……
凯旋门正下方，工人们开始搭建一座豪华的灵。灵用黑色大理石贴面，四周摆放着棕榈树和白色百合花，基上预留了摆放灵柩的位置。
基后面是观礼，预留了三百个座位，给政府官员、外国使节和各界名流。
广场四周，工人们还在搭建用来分隔人流的临时栏杆，每隔十米就有一个警察站岗的位置。巴黎市政厅的工人们也在忙碌。他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两侧搭建看，看用木板和脚手架临时拚成，外面包着黑布。
这些看是预留给议员、法官、教授、军官等“社会精英”的专区，平民没有资格坐上去。协和广场上，工人们正在竖立起一根根旗杆，准备悬挂前来葬礼现场的各国使节的国旗。高耸的埃及方尖碑也被黑纱包裹起来，顶端放了一个巨大的黑色花圈。
所有的工程都在赶工，工人们两班倒，日夜不停地干。现在的巴黎市民走过这些地方，都要绕道而行。5月26日上午，《政府公报》刊登了两道总统令。
第一道法令宣布：先贤祠恢复其1791年的原始用途，成为“国家伟人的墓地”。拿破仑三世与历代王朝赋予其宗教性质的一切法令，统统废止。
第二道法令写得更加明确：“维克多·雨果的遗体将安葬于先贤祠。”
这是自1791年米拉博以来，第一次有人直接以国葬规格进入先贤祠；也是第一次，一位作家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被纳入共和国的万神殿。
消息一出，共和派的报纸一片欢呼。
因为眼下先贤祠实际上仍然是一座宗教建筑一一它的官方名称是圣热内维耶芙教堂。
教堂正面高悬着十字架，内部有祭坛与宗教陈设，由一支名为“圣热内维耶芙咏礼司铎团”的六人神父团体主持日常宗教活动。
先贤祠的命运堪称法国政体更迭的晴雨表，它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反复横跳了近一个世纪。最早它是路易十五大病初愈后发愿建造的教堂；法国大革命后制宪议会颁布法令，将这座刚完工的教堂世俗化，更名为“先贤祠”，门楣刻上了“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的箴言。
后来拿破仑一世登基后，又颁布法令将先贤祠归还教会，恢复为圣热内维耶芙教堂。门楣上的世俗铭文被抹去，宗教仪式也被重新恢复。
等七月王朝复辟后，路易-菲利普又将其重新改为先贤祠，但功能模糊，既非纯粹的陵墓，也非完全的教堂，更多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后来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成为新的皇帝，再次颁布法令将先贤祠彻底恢复为国家教堂，并建立了一支由六名神父组成的“圣热内维耶芙咏礼司铎团”，专责“为法兰西祈祷，为安葬于此的死者祈祷”，门楣上的革命铭文也再次被凿去，十字架重新耸立起来。
第三共和国的政权稳定以后，议会曾通过法案，试图恢复先贤祠的世俗性质，但遭到参议院阻挠，不了了之。
如今，雨果的去世为共和国提供了不可错过的契机！
《小巴黎人报》的头版标题是：《世俗共和国对教权的胜利》。
《世纪报》写道：“先贤祠终于回归了它的使命一一安葬那些为法兰西增光的伟人。雨果先生作为其中最杰出者，理应有此殊荣。”
《共和国报》则更加直接：“十字架从先贤祠滚出去！雨果要进来了！”
教会的报纸自然炸了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