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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儿愚钝。”朱常鸿挠了挠头,政治确实有点复杂了,他搞不懂父亲、大臣们为何这么做,而且看他们的模样,这样做理所当然。

“口子不能开,这个口子一开,日后这些官厂、官田、官舍都会以这种方式流失,正确就是正确,不要问为什么对,阴谋公产,只看结果,不看缘由。”朱翊钧首先告知了朱常鸿这么做的理由。轻重缓急这四个字,就是政治入门的第一课,学不会用不出,就不要踏足。

“其次,是姜氏贪心,朝廷可以让姜家办,也可以让刘家、王家、赵家办,这偌大的宣府,不止他们一家,姜家却从万历十九年之后,用尽各种手段,将万历九年就谈好归属的官厂公产,转移到自家名下。”“朝廷既然要办,就只能抄家满门流放了。”朱翊钧说明了第二件事,为何要抄家。

窃取官厂公产的过程是漫长的,这么多年,姜氏已经把宣府毛呢厂拆成了一个空壳,但凡是衙门不同意二两银子长租,官厂就会轰然倒塌,这也是当初柳致言反复权衡后,答应长租的原因之一。而现在朝廷要办,就只能抄家,仅仅收回官厂一个空壳,无法追回公产的流失。

“孩儿明白了。”朱常鸿仔细想了想才说道:“父亲,这么做不会让人寒心吗?日后谁还愿意和衙司一起办官厂,这不办就是少赚点钱,响应朝廷的号召,反而落得如此下场。”

“这就是度,谁先越界谁理亏,宣府衙门没有越界,这么多年,也没想过收回毛呢厂的控制权,衙司将此事的事权扑买给了姜氏,而姜氏意图完全掌控毛呢厂,就是过界了。”朱翊钧回答了朱常鸿的询问。和朝廷、衙门打交道,最讲究的就一个字度,不要太过分,就都好商量,但要是太过分,超出了那个界限,就会招致铁拳。

姜氏挨这一拳,一点都不冤枉,这政治的底色就是无情。

朱常鸿虽然明白了父亲讲的东西,作为皇帝,自然要维护朝廷的存续,官厂制是万历维新的根基之一,但这些做法,还是有些太霸道了。

“觉得朕不讲理?你哪天坐到了这个位置,你也不讲理。”朱翊钧看出了朱常鸿的情绪,额外解释了一句,至于朱常鸿是否认可,那就是他自己本人的想法了。

换太子随扈,朱常治不会问这些,朱常治只会做的更加狠厉,那京师大学堂的学正,都被烧成地砖了。朱翊钧在第三天继续开始了西巡,善后之事,自然有朝廷处置,太子处置庶务,早已游刃有余了。第六天,皇帝的圣驾抵达了大同府,宣大巡抚、大同知府、广宁伯等人,全都到了和阳门迎接圣驾,朱翊钧入城,下榻官邸,下午时候,和广宁伯一道,审视了大同边营操阅军马。

广宁伯刘允正,已经是第十代广宁伯了,伯府在大同,但自天顺年间,广宁伯府已经不再掌兵。“大同府原来的辖区,是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南抵雁门关,北至狼山、银山,西至河套、东至宣府,地域极其辽阔,可丁口不过四十余万,宣德、正统年间,河套丢了之后,大同府就收缩到了长城内。”朱翊钧站在堪舆图前,说起了大同府的历史。

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是一片十分广袤的区域,囊括了传统概念里的漠南地区,在洪武八年设立,实际统治到正统年间,河套丢失,辖区快速收窄到了关内。

兴文偃武的代价,就是边方永无宁日,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关内,朝里的大老爷们,又怎么会关注边民是否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朱常鸿没有经历过这些,大明收复河套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呢,万历九年之前,是否要再收复河套,大明可是吵了很久很久,有人坚决认为河套贫瘠苦寒,维持统治的成本远大于收益,那时候精算之风遍布朝堂上下。

万历九年,朝廷动武收复之后,这种争吵并没有结束。

一直到万历二十年,朝廷的羊毛战术大成功,边民不再过度养马,养羊的数量足够多,边民生活安定,绝大多数北人,不再执着于再复大元荣光,这种争吵才逐渐结束。

统治成本比设想的要低很多很多,让精算之人,无可反驳。

“万历维新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不容易。”朱翊钧站在武定门的五凤楼上向北方瞭望,一眼荒凉,这种荒凉是对京师、济南、扬州、上海的繁华而言,其实比之过往,已经好太多了。

因为皇帝目之所及,树木郁郁葱葱。

武定门外,城墙下是附郭民舍,外十里左右,就是连绵不绝的田亩和林场,林田交错,这是朝廷要求,防风固沙,万历维新之前,武定门外就是战区,一片荒凉,除了野草,别无他物。

朱翊钧刚下了五凤楼,就遇到了他在大同府的麻烦,有人到大同府敲了冤鼓,自称前广宁伯的嫡子,前来喊冤,状告其叔父谋夺家产爵位之事。

陈末很快去调查,查清楚了事情的始末。

前任广宁伯死后,没有子嗣,由叔叔刘允正继承了广宁伯的伯爵之位,但其实前任广宁伯还有个儿子,名叫刘永福,前来喊冤的就是刘永福。

“万历二十年,礼部查问过,这前任广宁伯没有子嗣,这儿子哪里冒出来的?”朱翊钧觉得奇怪,礼部做事如此不严谨,居然连有儿子也不知道,居然让叔叔夺了家产。

“外室子。”李佑恭言简意赅,解释清楚了前因后果。

儿子的确是真的,不过是外室子,不被广宁伯府承认,那时候这孩子年纪也不大,只有七岁,最后伯爵之位被叔叔给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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